意义|游戏论·作品批评丨画面内外：《宝可梦GO》里的游戏化世界精灵|设备|画面|游戏|作品|宝可

前言
我一边玩着《宝可梦GO》一边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于是我停下脚步，从介绍精灵驿站/道馆开始进入讨论。首先介绍的是三轩茶屋站附近一个将涂鸦艺术嵌入餐馆墙壁的精灵驿站（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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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嵌入了涂鸦艺术的精灵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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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画廊外的天赋》
这部模仿了早期游戏史里流行的《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中的敌人角色的作品，班克斯（Banksy）导演的纪录片《画廊外的天赋》（图2）中出现的法国涂鸦艺术家，也被认为是出自入侵者（INVADER）之手（但真假不明）。我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也发现了这幅画面，于是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应该画着这幅画的餐馆的墙壁，但它似乎已经被粉刷掉了。[1]
重新编排都市意义空间的街头涂鸦艺术（当然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而言，这可被认为是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了噪音）——特别是，该作品是由《太空侵略者》的二次创作所衍生而来——被编入另一款游戏《宝可梦GO》之中，并以精灵驿站的形式成为了该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且尽管入侵者作为精灵驿站的图标还残留在游戏画面中，但事实上它在物理空间中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现实空间的意义再次被虚拟空间所覆盖）。
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设置在多摩中心的三丽鸥乐园入口附近设置的道馆（图3）。三丽鸥乐园是三丽鸥娱乐公司运营的室内主题公园，园中设有Hello Kitty、My Melody等人气卡通形象。就如艾伦·布莱曼（Alan Bryma）提出的“主题化”概念 [2]所暗示的那样，三丽鸥乐园原本就有其固有的故事和世界观，其中本应放置与之相关的角色群，然而，这个堪称主题公园“门面”的入口却在《宝可梦GO》中被指定为道馆，并被（与三丽鸥的故事和世界观完全不同）宝可梦里的角色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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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丽鸥乐园入口处设置的道馆
这些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宝可梦将使规定城市意义空间的层次变得复数化=多层化。《宝可梦GO》自发布以来，便被报道为一种超越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隔阂，给我们生活的意义世界带来“割裂”的事物，并且，这样的认识已成为社会共识。即使身处同样的场所，并给这个场所赋予意义，《宝可梦GO》的玩家和非玩家对于该物理空间的意义解释也可能是不同的。实际上，对于墙壁上描绘的入侵者作品，在理解街头艺术的人和将其当作“涂鸦”而排斥的人，甚至是通过智能手机只把它作为“精灵驿站”认识的人之间，具有不同的空间理解。同样，踏入三丽鸥乐园的入口，有人将其视为主题公园的象征，也有人将其单纯视为《宝可梦GO》的“道馆”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可被认为是改变身体与其周围空间的关系性的数字技术，即以GPS、AR等为前提的该游戏所带来的副产品。
总之，不止是上述事例，《宝可梦GO》给它的玩家和非玩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割裂” 。本文将两者之间的“冲突” ，或是由此衍生的“割裂”纳入视野，同时参照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前提——在重新思考“游戏化”（gamification）概念的同时，探讨数字技术给现代符号世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1. 便携式设备牵引的“预测”和“移动”
如果仔细观察影像和观看它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像如今这样将展现影像画面的设备（或影像媒体）随身携带，或者说是与其形影不离的时代，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想想看，在穿梭来往的现代人手中（或者是手能触及的口袋和皮包中），是不是都攥着以手机或智能手机为首的便携式设备？对于移动的主体来说，在连续地观看风景的同时，利用这些设备可检索出观看到的风景的相关信息，从而被指引向正确地点。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移动的人”与作为“移动媒介”的移动媒体即可携带的便携式设备一起移动或旅行。在人机互动模式已然略显疲乏单调的现如今，可以说《宝可梦GO》在人类和其手中的设备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约翰·厄里（John·Urry）在其著作《移动性》（Mobilities）中谈到使人们的移动成为可能的“系统”（例如票券发行、地址、安全装置、换乘站点、网址、汇款、套餐、条形码、桥、时间表、监视等）时，同时指出这些都是“可以使旅行、发送信息、收发包裹这些‘预期空间’得以实现的系统。通过系统，可以使移动可预测且以相对无风险的方式反复进行”（Urry ， 2015：25-26）。据他所说， “这个重复系统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支配’自然界、确保安全、管理、减少风险的过程的历史” ，基于这一点，《宝可梦GO》也可以为玩家提供围绕移动（当然，这与现有的“旅行”形式不同）的新的“预期空间” ，并作为一种让玩家产生“支配”虚构世界欲望的技术发挥作用。那么，该游戏的玩家是在什么的引导下，于城市空间中移动的呢？以及（其中一部分）玩家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中与社会产生了“冲突”和“割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