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三 )


一开始,钟小敏并不在意。直到2010年,当时她已经康复了一年多。一天,她得知,自己岗位之上有了一个晋升名额。上司约谈了她,透露出想要提拔她的意愿,并要求她做出“保证后续身体能坚持,不会复发影响工作”的承诺。
“但我不能做出一个我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承诺”,钟小敏感到荒诞又无力,她突然发觉,“原来从病的那刻开始,我就已经被区别对待了”。
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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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3日,身患胃癌的教师何荣林在讲课。他的胃部已完全被切除,且做过八次化疗,他说上课能暂时让他忘记病痛。
被区别对待,几乎存在于周影康复后求职的每一个环节。
最初她很自信。她的履历也确实优秀——名校毕业,硕士,得过很多大奖,媒体资源丰富。此前,她换过三份工作,求职成功率在70%以上。但她也做了坏的心理准备,预想可能会有雇主介意她生过病,觉得坦诚沟通就好,不行就算了,“如果一家公司会因为疾病歧视我,那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团队”。
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还是让她慌了手脚。
有些回绝来得粗暴。一个猎头曾联系到她,表示非常看重她的履历,一定要帮忙推到一个好公司。周影不想隐瞒,主动告知了对方病史。结果消息刚发出,就显示已被对方从微信上拉黑。
周影也知道,隐瞒病史,撒个谎、把病休期搪塞过去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她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得癌症不是我的错。”
更多拒绝是模糊而滞后的,这使得她只能在一次次漫长等待中捕捉那些“没有消息的坏消息”。有一次,她经过朋友内推,将简历转给了一位头部教育平台的中层主管。这位主管与周影有过交集,知道她生病的事,便委婉地问她“是不是和小A一样的病”——小A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女孩,得了甲状腺癌。周影如实说了。几天后,对方没了消息。发信息询问,也没得到回复。
另一次,周影参加了一家电商公司内容工作的面试。面试过程愉快且顺利,两天内就面完了两轮。第二轮面试末尾,业务leader在闲聊中得知她去年做了手术,病休了半年。那之后,对方找推荐人打听过周影的病情。
她再没等到下一轮面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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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影住院时的影像。图源:受访者
03
工作的权利
周影不太甘心。她记得,自己刚结束手术那阵,也经历过一时的意志崩塌,“第一反应就是日子不想过了,也不愿想未来了”。但康复后,工作的冲动又时时盘旋在脑海里。她冷静下来分析,一方面接受了自己不再适合高强度工作的事实,但也不愿意就此放弃一切职业理想,变成一个完全和过去的自己背道而驰的人。
过去的周影是一个将工作视为生活全部的人。当采访人员时,她常奔波于新闻一线,几次出现在危险的爆炸事故现场。生病后,母亲的一个朋友到北京看她,安慰她,“以后安安心心的,啃老就行,家里也不是养不起”。周影是家中独女,长辈心疼她,希望她最好不要急着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跟父母一起过日子。但周影不愿意。
“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钟小敏也是一个事业心重的人。
她的工作一度以数据分析为主,不必坐班,在家也可完成。也因此,身体指标一回正,钟小敏便回到了岗位。主治医生也支持,并告诉她的家人,“尽快回到工作中,对病人身心发展有利”。
但钟小敏对工作的热爱与自信最终还是在人们对癌症的偏见中被消耗殆尽。拒绝“承诺不复发”后,她的上司没有现成的更好晋升人选,于是决定延缓,从头培养一个职级更低、在钟小敏看来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同事。上司没有挑明,但钟小敏却在心里默默做了归因:因为“她没病,她稳定”。
三年后,这位同事获得到了晋升。即使早就预知了结果,但钟小敏看到正式的任用邮件,听到其他同事道出“恭喜”二字时,还是有一种“被电到”的冲击感。
公司宁愿花三年时间从头培养一个人,也不愿意选择自己,钟小敏慢慢陷入一场持续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中,“沮丧、难过,抱怨世界不公。会想,这三年自己的付出有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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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原因模糊的失败求职经历,也一度动摇了周影原本坚定的自信心,她甚至开始怀疑:雇主否定我,真的只是因为我的病史吗?万一就是我个人能力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