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二 ) 癌细胞

更大的焦虑是经济上的。持续的治疗需要持续的钱，除去报销，张源还花了20来万，存款早已耗尽，一度需要找朋友借。病友群里，常有人分享对返岗后工作的忧虑。张源也隐隐感到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工作。
早期治疗期间，他与公司主管一直同步病情、保持联络。让他庆幸的是，主管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还和部门HR到家中看望过他一次，对他说：休息吧，等病好差不多了再回来。
2015年夏天，张源见病情稍稳，两次提出复工。第一次，他刚返岗没几天，指标就再次波动，只好请假又回去做了一次放疗。再次复工的日子拖到了这一年9月，他终于回到公司，准备正式接入正轨。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个战场。
时隔一年，此前的工作团队已因业务原因解散。原本从事内容工作的张源被划归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商务团队，事先没接到过任何通知和问询；诺大的公司里，张源也再找不到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办公区域变了，相熟的同事离开了，连工位上的电脑和其他私人物品也不翼而飞。他四处找人问，没人能给出解释。
张源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了”。再往后，他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商务团队的领导从不给他分配核心工作，内部小团队开会也不叫他。张源猜想，也许是因为自己病刚好，又是业务上的新手，领导不信任。但不会可以学，他尝试向领导争取机会，却一次次被搪塞回来。
这期间，上级也劝过他主动辞职，并被告知如若辞职可帮忙要些赔偿。张源不想失去工作，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他再度被调岗，被安排到了另一个需要值班的信息支持部门。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要我”，他感到了一种赤裸裸的被嫌弃。他想证明自己并不差。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值早班，早七点至下午四点。每个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张源都会准时坐在工位上，需要加班时他也坚持，有时待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春节期间，他还独立值了三天班。
即便如此，小半年后，张源还是接到了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消息，理由是“工作效果不好，身体不适合工作，不能接受大夜班”。他觉得委屈，一方面并不认可这样的工作评价；另外，由于组内也从未出现过大夜班的要求，怎么就下结论说他“不能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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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刘伶利治疗癌症期间，被学院以旷工为由开除，随后刘伶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定开除决定无效的情况下，博文学院却迟迟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直到刘伶利老师去世。图源：刘伶利微博
多方沟通后，张源意识到无法挽回：因为他得了癌症，公司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他了。
愤怒和无助之下，张源写了一篇名为《一名患癌症被离职员工有话说》的长文，发在公司内网上，并以群发的方式发送至几千名同事的工作邮箱。文中，张源细数了自己从患病、手术到复工，再到被边缘化、被迫离职的全过程，向所有同事喊话，质疑公司歧视癌症员工。
帖子点燃了公司内部的舆情，评论区里涌进了同事们1000多条评论。张源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评论区截图——留言中，最多的是“早日康复”，很多人支持张源维权到底，还有人建议公司成立专项基金，给病魔缠身的同事更多一些帮助。
那之后，张源和公司的关系彻底崩坏。人事部门最终与他商议，拟了一份后来被他称为“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补回几个月病假期工资作为补偿，条件是不可在外界传播此事。当时，有朋友建议他应该继续争取，要一个相对清闲职位的转岗机会。张源放弃了，他想要远离是非之地，专心把病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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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下的歧视
与张源不同，患癌十几年的钟小敏感受到的职场歧视更多是温吞、隐蔽且面目模糊的，它们不被摆在明面上，更常隐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水面之下，不仔细观察压根看不到——在液态青年的走访中，这是大多数癌症幸存者遭遇到的常态。
“没有任何人和企业会承认有歧视，只有当事人能感受到，也很难举证。”钟小敏说。
2008年，彼时27岁的钟小敏被确诊为乳腺癌。确诊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后期的阶段，治疗风险不小。钟小敏原本是广州一家外企的财务经理，病发前，她的手头正负责着推动公司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在确诊初期曾一边上班一边化疗，一直坚持到手术前夕。
手术后，她休息了四个月，再回公司上班时，她敏感地意识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一些不熟识的同事会偶尔打听她的病情，同组同事照顾她，会默默替她抵挡闲言碎语，也从不让她干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