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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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雪琪
作为一个年轻的癌症幸存者,周影曾幻想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创业,可以做一家只招癌症病人的公司,证明给别人看:得过癌症的人也可以工作,而且能做得很棒。
3月的北京,柳树还没来得及抽出第一茬嫩芽,周影光秃秃的头顶已经长出了新发。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这是桩喜事。自从去年9月,29岁的周影被确诊为恶性生殖细胞瘤患者以来,她的身体和情绪就被卷进了一场长时间无序的动荡中。手术后,她恢复得很快,春节前的化疗也顺利结束。随着身体指标渐次回归正常,返工上班,成了她的头号大事。
病发前,周影做采访人员,高强度出差是家常便饭。大病初愈,她决定找一份新工作,没成想,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打击——有时是面试官的眼神和发问,一个中年男领导曾经盯着她新长出的蜷曲小短发,比对她过去的照片,问她现在的头发怎么这么短,并评价说,“以前很有女孩样”。
更多时候是一些无疾而终的求职。原本聊得很愉快的面试,会因为提到她生病的事戛然而止;有时offer眼看都到手了,雇主也会在背调得知她病情后临时反悔,撤回录用决定。在周影看来,这些因癌而起的“歧视”,甚至给她带来了超越手术和化疗的煎熬。
“我才意识到,虽然战胜了病魔,但我个人对于命运的抗争才刚刚开始”,周影说。
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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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后,周影在医院。
周影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数量日益庞大的癌症患者群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数据,中国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占全球23.7%。而据2020版《中国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白皮书》数据显示,胃癌、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肾癌等多种癌症都呈现出了年轻患者(15-39岁)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
在大众的传统认知中,癌症似乎一直与绝症、死亡划着等号。患癌,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要趁早休息,及时行乐,告别工作,等待死亡。但今天,随着癌症治疗方案越来越进步,存活率越来越高,患癌群体,尤其是年轻的患癌群体们更期待康复后尽快回归正轨。
“我不想余生都生活在阴影里”,周影说,她依然珍视自己的工作权利和职业理想。
01
两个战场
癌症患者大多“上过战场”,比如37岁的张源。他脖子上那道11厘米长的疤,就是三十岁那场“恶战”留下的证据。
但这不是张源最痛的地方。至少,他从没为这个伤疤流过眼泪。让他印象最深、最痛的画面,出现在患癌后第三年——他因为癌症幸存者的身份失去了工作。得知消息的那天,巨大的委屈和无助袭上心头,眼泪从公司门口一路憋过了地铁,到家门口时,他终于蹲下身,哭了起来。
很多年后再回想起来,张源说,当时“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感觉是被全世界放弃了。整个人悬在了半空中,委屈,不甘,不屑,也对自己失望。怪自己为什么没把身体养好,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把生活过成了这个鬼样子。”
张源和癌症的交集始于2014年7月31日,甚至更早。
那一天,体检做B超时,医生发现他脖子上有几个“鼓包”,提醒他,可能是甲状腺肿瘤。当天,抱着“会不会是弄错了”的侥幸心理,张源辗转跑了两家三甲医院。大夫们经验丰富,简单看两眼,摸了摸,还没做穿刺,就给出了凶多吉少的推论。
张源浑身发软地蹲在医院门口,脑子里一片空白。
彼时,他在北京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事业正处上升期。那段时间,他对环境的感知无非是户外日益严重的雾霾和新装修办公楼里难闻的气味。更早之前,他在媒体领域深耕多年,一年到头都很少感冒。
接下来的半个月,张源请了假,瞒着父母住院、手术。病理显示为“恶性肿瘤”,和三颗肿瘤一道被摘除的,还有他的全部甲状腺。手术前,医生宽慰他: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症状最轻的,治愈率可达80%,已经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医生同时也提醒:“但它毕竟是个癌,你要做好未来两三年和它纠缠、战斗的心理准备。”
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癌细胞偃旗息鼓。医生嘴里的战斗,指的是张源不仅在术后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还必须持续警戒,与体内随时可能复发的危险癌细胞进行对抗。
术后的头一年,张源确实经历了病情的反复:每两三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大剂量碘-131放射治疗——一种利用碘131射线杀死癌细胞的疗法。放疗的辐射非常大,每次治疗,张源都被关在单独的房间里。治疗结束后,他全身乏力、浮肿,恶心呕吐,过一条马路甚至要用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