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以上重重奏疏 ， 神宗全部“不报” ， 官缺只能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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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而不任
官缺产生后 ， 令他官兼理政务的现象多有发生 。
万历中后期 ， 神宗久不上朝 ， 这种现象已不足为奇 ， 六部、都察院等各类重要官职均有官员长期兼职的情况 。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至二十六年（1598年） ， 工部尚书一职分别由两位侍郎兼理四年多；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 国子监祭酒一推不补 ， 而以司业代之；太仆寺少卿数推不补 ， 而令别官兼署；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 甚至出现吏部、礼部、刑部、工部、都察院皆由佐贰官或其他部门尚书兼职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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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位不补、用人不任 ， 皆是皇帝怠政的表现 ， 可谓是选官用人的怪相 ， 忧患重重 。
一曹之事由他官兼署 ， 或不熟悉事务、或给官员增添负担 ， 影响工作效率 。
同时 ， 一些位高权重的官职 ， 如吏部尚书 ， 若由他官兼署 ， 难免出现权柄转移的情况 ， 明后期的阁部之争多表现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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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法不行官员也无奈
明后期 ， 皇帝在补缺中持消极态度 ， 官员之间政治斗争激烈 ， 朝堂混乱 ， 各类补缺方法也相继失灵 ， 造成官员结构的失衡 。
铨法不行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于官员补缺之时多番延迟、取消 。
明代各类官员的补缺方式不同 ， 一些高级、重要的官职采用推升的办法补缺 ， 而中下级官职则通过统一的大选进行补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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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在补缺过程中 ， 吏部需要兼顾各个层次的官缺 ， 及时升补疏导 。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 ， 就会导致各类官缺都难以如期填补 。
大选之前 ， 要先进行中上级官员的推升 ， 使得官员上下流动 ， 为初授的低级官员腾出官缺 。
而吏部请求推升的奏本不被批准 ， 便直接影响大选的进行 。 更有甚者 ， 大选惨遭到罢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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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多与吏部堂上无人有关 。
吏部作为官员铨选的负责机构 ， 掌百官之事 ， 却“掌印无官” ， 下属四个清吏司事务尽停 。
这已经是严重的官缺现象 ， 但其缺并未得到及时填补 ， 进一步致使官员大选无人负责 ， 不得不罢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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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的态度也往往直接影响大选 。
万历中后期 ， 一些吏部堂上官常于大选之前请假称病不出 ， 但铨权之重 ， 非他官所能干预操持 ， 严重影响大选的进行 。
一些吏部属官也常常明哲保身 ， 不参与大选 。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 大选候选人多且日期甚迫 ， 但吏部尚书无人 ， 只有左侍郎杨时乔署事 ， 而杨时乔称疾坚卧 ， 于是皇帝命移大选日期推至明岁正月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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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科道的考选也多有停止 。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 吏科给事中姚士慎上疏 ， 直指台谏官的缺额严重；
三十九年（1611年） ， 考选疏上 ， 却一直留中不下 ， 台谏考选废弛 。
科道考选时间本就不固定 ， 正常情况下 ， 吏部根据科道官缺的数量 ， 来决定考选的开展事宜 。
但万历以后多加抑制 ， 弊病丛生 。 大臣多番请求改制 ， 认为考选之法的积弊日渐 ， 但科道缺员甚多 ， 亟待寻求合适的方法替代 。 但大臣的奏请均未得到皇帝的答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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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明朝晚期官缺有多么严重 ， 更能看出明后期的皇帝对朝政已经到了不管不问的地步 。 如此这般 ， 问题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 ， 最终已经到了无法挽留的局面 ， 再加上后期党争严重 ， 奄奄一息的大明就此落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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