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对应州之役的战前部署，展现了领导者的军事才能明廷对于大同镇之部署

明廷对于大同镇之部署，其部署虽分布周密，却没有防守之重点，且兵分势弱，很难抵挡大规模蒙古骑兵的冲击。
因此明武宗于应州之役前，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原驻扎于怀仁的张輗、大同左卫城的陈鈺、山阴及马邑二地的孙镇调往大同镇城，将原驻扎于应州城的杭雄调往阳和，且宣府镇之副总兵陶杰、参将杨玉亦驻军于此，驻于平虏的朱銮以及驻于井坪、朔州的张绮二人并未作调整，除此之外，萧滓驻军于聚落堡，时春驻于天城，此两地皆位于大同镇城以东。
将这条部署与之前明廷，大同镇之部署相比较来看，削弱了大同镇腹里的兵力，将怀仁、大同左卫、应州以及山阴的驻兵北调，兵力之分布重点，位于大同镇城及东北方向的阳和城，但于大同镇左侧仍保留了相当部分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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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镇城为大同镇之根本所在，置以重兵防守理所当然。至于阳和城，乃行在之所在，靠近宣府，而对于宣府的布防，又直接关系到京师之安危，因此亦置以重兵，且此时阳和口外有大量的蒙古军驻牧。
可以看出，此次部署是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以大同镇城为中心，在大同镇城以西，形成了威远至朔州南北纵横的防线，另外重点加强对于大同之东北方向阳和防御部署，保证行在的安全同时强化对于宣府的保护，进而保证京师的安全。
但是对于大同镇北面，从杀虎口到阳和口之间的诸多口隘兵力，配备却显得有些不足，于大同镇腹里大同左卫、怀仁、应州、山阴等地区的部署亦是如此，似乎是明武宗于战前部署较为欠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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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也正是抓住了这一部署缺陷，利用骑兵极强的机动性，从杀虎口外的玉林出发，先是往东行军，见大同、阳和两城明军已有所准备，因而绕过了重兵布防的大同镇城、阳和城，分道从大同左侧入侵。
弥陀山位于大同镇城的西北方向，此一万余人应是分道入寇之蒙古军的一支。再朝东南方向行军，到达应州附近。然而这次部署的真正意图似乎在于诱敌深入。
由于边境线过长，口隘繁多，无法完全阻止蒙古骑兵入内，且此时的明军亦无野战之习惯，诱敌深入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此明武宗部署时，故意在大同镇北面留下缺口，放蒙古军队进入大同境内，于东西两面布置重兵，既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这也就是李洵先生提到的口袋阵，正是应州之役过程中明军所贯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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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役之前明军之部署前已论及，现就根据明武宗实录之史料记载，对应州之役的过程作一梳理。先是蒙古军队从大同镇城西侧分道入寇，营于孙天堡等地，其处于大同腹里，且靠近大同镇城，因此，驻守在大同镇城的王勋、张輗、陈鈺、孙镇部随即做出反应，率部抵御。
在得知王勋等部，已经与蒙古军队接战的消息后，明武宗马上派驻守在聚落城的萧滓、驻于天城的时春前去支援前线吃紧的王勋等部，一面让驻于威远城的周政、平虏城的朱銮、大同右卫参将麻循以及平虏卫参将高时，率部尾随蒙古军队，寻找战机。又亟调宣府总兵官朱振、参将左钦、都勋、庞隆以及游击靳英率部赶往阳和城，随时准备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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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明蒙双方接战后，按照明武宗的思路，将明军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王勋等部及后来派去支援的萧滓、时春等部负责拖住蒙古军队之主力，阻其锋芒；其二，周政朱銮等部绕后，阻其归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其三，明武宗在阳和组织了大量的军队，以备及时支援策应。
十月甲辰，王勋等部与蒙古军队遭遇，战于绣女村，王勋督步军力战，蒙古军队朝应州方向撤退，明日，王勋等部再次与蒙古军队相接，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大战数十回合，颇有杀伤，蒙军稍稍撤退，但分兵围王勋等部，王勋入应州城不得，好在第二天早上起了大雾，不利于作战，蒙古军解围，王勋等部乃入应州城稍作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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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銮以及守备左卫城都指挥使徐辅率援兵赶到，与王勋等部合兵一处。次日，王勋等率部出城主动寻战，与蒙军在涧子村遭遇，遂展开大战，恰好此时萧滓、时春、周政、高时、麻循等率援兵赶到，按理说本是合围之势，但蒙军的优势兵力开始发挥作用，分兵抵挡支援之明军，反而明军被分割成两部分，合兵不得，且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