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网|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中的文化

_本文原题：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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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明
曾任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为北方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北方草原文化、饮食人类学、东北史。
摘　要：在人类学的视野中，饮食及其所衍生的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的饮食象征文化利用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分配、制作中的举动，礼仪中的饮食作用以及交往中的饮食媒介等来传递文化信息，进而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北方游牧民族从历史跨越现在，在饮食行为中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性，表达某些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反映饮食主体传达的社会功能以及与饮食客体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饮食人类学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文化象征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饮食及其所衍生的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饮食行为是饮食主体为了消费食物而采取的各种行为举动和特殊习惯的总称，其中有部分饮食行为具有某种文化的象征意义，就是说人们在特定时间和场合中为满足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而采取的带有礼仪性和规范化的行为举动，往往反映出饮食主体与饮食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象征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分配、制作中的举动，礼仪中的饮食作用以及交往中的饮食媒介等方面，利用饮食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表现形式，来沟通物像表面和意象内涵之间的关系。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饮食问题，古代人如此，现代人为了温饱也是如此，因而围绕饮食发生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以满足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尤其在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人际交往、宗教祭祀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为表达某些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而采取的饮食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现出深层的文化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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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牧民族诞生前北方草原地区饮食行为的文化象征
北方草原地区原始时期就已经将饮食和饮食器作为一种符号来传达某种文化信息，在其后的青铜时代，这种饮食行为的文化象征更加显得突出。早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这里的原始人类为了生存而依靠自然界来解决饮食问题，以保证生活资料的来源。根据内蒙古大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看，三棱大尖状器和龟背形刮削器特别发达，说明采集和狩猎经济是主要的原始经济类型，在选择食物上就以植物的根、茎、果实和肿骨鹿、三门马、斑鹿、马、鼠等野生动物为对象。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获取食物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还没有出现心理和社会需要的功能。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形成原始文化发展的区系类型，从经济类型看已经逐渐摆脱攫取性经济的时代，处于生产性经济时代。古人类普遍过着定居的生活，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制陶术的发明和发展，动物的驯养，标志着原始农业已经非常发达。虽然有从事牧业的生态环境，但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牧业生产，只是在农业和狩猎业的基础上，驯化了猪、牛、羊、鸡、狗、马等动物，开始了牲畜和家禽数量有限的饲养业。由于农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类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必然放在农作物和家养的牲畜方面，并且与原始礼仪密切相关，因而使食物具有了满足心理和社会需要的功能。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人猪合葬的现象，用饲养的猪作为殉葬品，意味着食物有了一定的剩余，并用在人类的丧葬礼仪中，象征着死者享有生前同样的饮食。在各个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发现了以陶质饮食器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多者达几十件。人类在发明陶器后，主要用作日常生活中的炊煮和饮食，这里当作随葬品，具有祈求死者能够像生前一样生活，也让活着的人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分页标题
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二至四阶段遗址所发现的遗迹和出土遗物看，夏朝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为主要的经济类型，在食物的选择上仍然依靠农作物和家养牲畜，但狩猎经济占有一定比重，野生动物也作为食物的一种选择，并且在丧葬、祭祀等礼俗中充分地反映出来。如墓葬中随葬数量较多的野生动物的下颌骨，虽然是一种葬俗，但也可以反映出狩猎经济的重要性。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发现有殉猪、殉狗现象，数量上占有一定的比例，猪骨骼间发现骨镞，为射猎后直接殉葬。遗址中还出土大量的猪、狗、牛、羊等家畜骨骼，以及猎获的鹿科动物骨骼，表明了狩猎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大甸子居民有筑造讲究的聚落址，并有围墙，说明当时人类过着定居的农业经济生活，如墓葬出土的一个陶罐内，发现有谷子外壳，可知谷子是种植的主要作物，有了剩余后作为一种祭祀死者象征符号。同样，这个时期仍然将饮食器作为随葬品。
在早商时期，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址中出现了从事牧业群体的饮食器，如青铜刀、带鋬耳的陶器等，说明牧业经济已经出现，但仍继承了前四个阶段的文化特征，农业经济依然存在，形成了半农半牧经济形态，人类在选择食物方面的领域扩大了，除了农作物外，牛、羊等饮食资料日渐增加，并用之作为殉葬的祭品。饮食器同样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如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头牌子村出土的青铜甗，腹部内侧有两个象形符号，其中一个符号具有“深藏”、 “安定”之义，合起来就是意为安全埋藏。另一个为图画文字，有庙堂之意，即表示庙堂的中央大殿及四周的附属建筑。两个符号合起来便是把甗这种炊具作为祭器，埋藏在庙室之中，象征了当地贵族阶层的一种饮食祭祀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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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以前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的文化象征
西周时期，随着游牧文化的形成，牧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只是作为经济类型的一种补充形式，在食物选择上主要依赖于牛、羊等家畜，这在丧葬和祭祀礼俗中反映出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现一处祭祀址，有多个祭祀坑，内弃一至六人不等，伴有数量多少不一的残破陶器。有的坑内放置成组的陶器，有罐、鬲、甗、钵等饮食器，一些陶器内放有炭化谷物。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葬有用狗、牛、马殉葬的现象，还随葬鬲、罐、壶等陶质饮食器和桦树皮器，并有以蚌壳覆面的习俗。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有随葬牛、马、羊的现象，随葬品中的青铜饮食器有鼎、鬲、簋、豆、盉、罍、尊、罐、勺、刀等。其中，青铜双联罐和四联罐内装有鱼、肉、韭菜、瓜果、野葱等食物。这些的陶器、青铜器、粮食、牲畜和食物，都是祭祀祖先和埋葬死者的象征符号，在祭祀和丧葬礼仪中具有重要作用。
东胡的饮食象征仍体现在葬俗中，从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墓葬看，普遍发现了用牲现象，牲畜的种类有马、牛、羊、驴、骡、狗等，基本是适合于放养的动物。牲畜并非整体入葬，而是用局部随葬，有头骨、下颌骨、胸椎、肋骨、肱骨、尺骨、桡骨、掌骨、坐骨、股骨、髌骨、胫骨、距骨、指骨、趾骨等。除指骨和趾骨成对出现外，其余部位绝大部分是以单个入葬。在用牲墓葬中，一般用一至二种动物，个别用四种动物，多为一个动物个体。在所用牲畜的各个部位中，有些可能代表整牲殉葬，如头骨、蹄骨等，这是举行葬礼的某种祭奠仪式。
在匈奴以后的游牧民族中，牧业一直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脉，牛、羊等及相关的附属食品成为主要的饮食来源，这是游牧民族在食物选择上的共同特征。此外，通过饮食行为能确知人际关系中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北方游牧民族也有不少这种事例，无论是民族成员之间，还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在饮食活动中都能表现出来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匈奴与乌桓都有“贵壮健，贱老弱”的风俗，突厥有“重兵死而耻病终”的习俗。陪嫁公主的中行说对汉朝使者说：“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给壮健者食美味，这是为了保证整个民族能有壮健的成员，去进行征战和游牧，以确保充足的饮食生活资料，也体现了民族成员之间的不同地位。匈奴立战功者可以得到美酒的赏赐，这里的酒起到了沟通上层社会与普通成员之间关系的媒介物。匈奴通过喝血酒与汉朝结盟。《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及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这是汉朝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以饮血酒结盟，共同对付北匈奴，使饮酒成为缔结政治联盟的纽带。根据《魏书·毛修之传》的记载，宋将毛修之被拓跋鲜卑俘虏后，因善于做汉人饮食而得到北魏皇帝拓跋焘的欢心，加官进爵，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北魏政权中的地位。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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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朝以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的文化象征
辽代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还重视农业生产，粮食也成为选择的食物之一。如蒙古族的饮食大致分肉、乳、粮食，即“蒙人之俗，羶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 ， “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 ”从中可以看出蒙古族的饮食状况。有些饮食本身具有文化的象征含义，在人际交往、人生礼俗、宗教祭祀中具有象征的功能。
辽、西夏、金、元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接待外国使者和举行重大典礼仪式都要行酒、行茶、行膳，有时要连续进行几天。《辽史·礼志》四记载了辽代契丹皇帝宴请宋朝使者的场面，从皇帝上殿，到宋使和辽代大臣入拜、就宴坐、行酒、行食，都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安排，体现了辽代契丹皇帝与各级臣僚、契丹国主人与宋朝宾客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尊卑。《金史·礼志》十一记载，金朝接待西夏的使者，要举行连续八天的仪式，每日都以酒、茶、膳和宴会的形式招待西夏的使臣，这也体现了金朝皇帝和西夏使者之间的主客关系，同时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契丹国志·南北朝馈献礼物》记载辽朝与宋朝互贺的生日礼物，契丹给宋朝皇帝的生日礼物包括酒、蜜晒山果、蜜渍山果、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面枣、楞梨、棠梨、白盐、青盐、腊肉等。宋朝给契丹皇帝的生日礼物有酒食茶器、法酒、乳茶、岳麓茶、盐蜜果、干果等。这些互馈的礼品都为饮食和饮食器，作为辽朝与宋朝之间友好象征的表现符号。契丹皇帝与家人和大臣之间的交往通常以宴饮的行为或活动来进行，如统和五年（公元987年）“三月癸亥朔，（辽圣宗）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 ”从中看出，契丹皇帝和大臣的人际关系，除大臣要绝对服从皇帝之外，皇帝还设宴招待大臣，并行赏赐，有时皇帝到某一位大臣家宴饮终日，以沟通君臣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到草原上作客，仍会受到蒙古族以手把肉、奶茶、奶食品的热情招待，以此来表明主宾之间的友好情意。
关于饮食在生育中的文化象征，在游牧民族中也有具体的表现。北方游牧民族需要有众多的人口来增强民族本体的势力，但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放牧等劳动与农活相比属于轻微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干，与中原地区的“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同，形成“性别同一”的游牧生育观。在辽金的饮食中常见一种馍，就是指中原地区的馒头，这种主食成为北宋求子的食品之一。当时的东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凡孕妇入月，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錂或彩画盆，盛粟秆之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复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贴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送馒头，谓之分痛。 ”这里记载的馒头具有促进妇女生育的象征含义。辽金的馍一般在宴饮和备食的场面中可以看到，如内蒙古敖汉旗羊山一号辽墓壁画的“宴饮图” ，在长方形木桌上放两个黑色食盒，盛馒头、馍。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的“备餐图” ，两位髡发少年侍者抬着一个木质红漆大盘，内装馒头、馍、麻花、点心四样面食。当然这里的馍并非有育子的寓意，而是作为一种主食，可见辽宋的馒头具有不同的功能。那么，根据《辽史拾遗补·皇后生产仪》的记载，辽朝皇后生男儿要服用半盏调杏的酥油，生女儿要服三钱调盐的黑豆汤，皇帝和大臣还要饮酒祝贺，虽然酥油和豆汤是为了补身体用，但也有生育饮食的文化象征。辽朝皇帝的生日礼仪，都有行酒、行茶、行肴、行膳的过程，这些饮食行为都具有喜庆、吉祥之意。分页标题
在婚礼中，饮食同样具有某种文化的象征意义。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E.A.Westermarck）认为：“新娘和新郎一起共食，仍是一种极其常见而又广泛流行的婚仪，在未开化民族和文明民族中都可见到……这种共食婚俗，也是一种以共同行为表示双方结合，并对双方产生相互约束的仪式。这自然而然地会使人们想到婚姻生活中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夫妻之间有食共吃。 ”他还提到：“除了共食之外，还有一种共饮的礼俗。有时，共饮也与共食合而为一。共饮如同共食一样，首先也是一种表示男女结合的象征，或者是作为加强夫妻关系的一种手段。 ”蒙古族在许婚宴上，要让订婚的男女共吃羊颈肉，因这种肉多筋、坚韧、耐嚼，象征两人以后的生活经久不离、永结合好。同时，在婚宴上还有喝交杯酒的习俗，表示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北方游牧民族都有婚前以牲畜作为聘礼和婚礼中宴饮的习俗，以牲畜纳聘是为了表示男方的诚意，也有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一种感谢方式，同时具有扩大女方家生活资料来源的意思。如蒙古族纳聘牲畜的数字必须是“九”或倍数，最高可达“九九”八十一头（只），认为是吉祥数字。在婚礼中的宴饮行为，又是表示喜庆、吉祥之意。如辽朝皇帝的纳后仪，始终贯穿着进酒、献酒、行酒和宴饮，与拜礼相映衬。近现代锡林郭勒蒙古族婚礼的订亲仪式，男方媒人拿着哈达、酒等礼品到女方家说媒，礼成后，在蒙古包内男女老少围坐一堂，桌上摆满酒、奶食品和羊肉。准新郎手执酒壶，准新娘捧盘，向大家敬酒。敬酒时，人们一边弹唱，一边畅饮，年轻人拿起酒杯和筷子，和着欢快的琴声起舞。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新郎下马后首先向岳父敬酒，这个酒是从男方家中特意带来的，然后给长辈和亲友一一敬酒。迎亲队伍即将返程时，女方专门准备一坛酒，不管多少都倒在锅里，用勺子盛入碗中，来考验迎亲队伍年轻小伙子的酒量。喝完酒，迎亲和送亲人一起上马返回。到男方家后，新人向佛像和父母跪拜，接着男女双方的亲友互相见面，互赠哈达和礼品。此后正式举行婚礼，男女双方分开而坐，男方请来敬奶人向女方母亲敬奶。敬奶人手捧盛着洁白牛奶的银碗说：“您从小抚养姑娘，姑娘吃您的奶长大，现在向您还奶。 ”接着说：“您从小把姑娘养成人，很不容易，为报答和补偿您抚育的辛苦，准备向你赠送牲畜。 ”婚礼达到高潮时，所有的人唱歌、跳舞、喝酒、吃肉，一切都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直到次日天亮。新人要对参加婚礼的所有人送上礼品，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去，有将婚礼的喜庆带给参加者的亲人。第三日回亲，又是在女方家喝酒、唱歌。
在丧葬和祭祀礼仪中，不同的时期形成某些特殊的服丧禁忌规范，就是说在饮食、衣着、居住、言语、容体等行为方面加以限制，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荀子曰：“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可见，饮食禁忌成为丧葬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中普遍发现有殉牲的现象，还有以饮食器和食物作为随葬的习俗。如契丹族有“烧饭”之俗，用于祭祀死者的灵魂，即人们埋葬死者及葬后每当朔、望、节辰、忌日等焚烧酒食的祭祀仪式。这种“烧饭”之俗，与鲜卑、突厥等民族的杀牲烧骨相似，一直流传至金、元时期。近现代兴安盟蒙古族的人死后，全家举哀，亲朋好友前来吊唁，给逝者送祭品，晚辈要磕头，以示悲痛。葬完后，杀牛宰羊，设宴款待送葬者和享受逝者宝音（福禄）者。在一些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的祭祀礼仪中，饮食可以起到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作用。如契丹“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 ， “以黑白羊祭天地”；女真凡征战、会盟等大事都要“宰乌牛祭天” 。元朝祭祀祖先时，用马、牛、羊、猪、鹿、干肉、肉酱和稻、高粱、黍、稷等作祭品，用盘、铏、笾、豆、簠、簋、彝、尊作供器。近现代蒙古族也以饮食作为祭品，如锡林郭勒草原祭敖包活动，祭祀时，官员和宾客先在敖包西北就坐，主祭喇嘛往敖包里撒五谷种子、奶食、茶食，向敖包献肉食、奶食。众喇嘛诵读经文时，参加祭祀者把带来的肉食、奶食、酒果等摆在敖包前的平台上，焚香、点燃柏枝、祈祷，请天地、圣主、神灵、祖宗降福禄于人间，保佑风调雨顺，水草丰美，五畜兴旺，安乐太平。喇嘛诵经完毕，青年男子争抢平台上的食物。这一仪式称为抢福禄，抢到肉食者，大家围坐在一起，请来长辈、官员、宾客，把肉食分给大家，与大家一起享用。这些饮食和饮食器，都作为一种特定的象征符号，表现出主体者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向神灵供奉的祭祀品，借此表达主体者对神灵的某种精神寄托，以期达到预期所祈求的心理愿望。分页标题
辽、金、元时期，游牧民族都有都过重九节、饮菊花酒的习俗。如辽代统和三年（公元985年）闰九月“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 ”统和四年（公元986年）九月“甲戍，次黑河，以重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赐从臣命妇菊花酒。 ”金朝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九月庚戌，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厅，群臣陪从成礼， ……因赐卮酒。 ”饮菊花酒的行为仍然是为了消除灾难，祈求平安吉祥。在其他的岁时节庆中，饮食作为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符号，传递着文化信息。如春节至元宵节，大致从北朝时期开始，成为象征着一年中的肇始和团圆的节日。古代的游牧民族如此，近现代蒙古族也是这样。如契丹的正旦节，用糯米和白羊骨髓和成拳头大的米团，分发给各个帐幕，到夜深时分，皇帝和各位帐主把米团从帐幕的窗户向外扔出，如果扔出的米团是双数就算吉日，马上鼓乐齐鸣，宴饮行乐；如果是单数就意味着不吉，便请来巫师祛邪。这里的米团就具有判断吉凶的文化功能。在近现代的蒙古族中，饮食在春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蒙古族，重视大年和小年，春节前要准备糖果、点心、酒等。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各家团聚欢乐，吃团圆饭，喝团圆酒，祭灶洗灯盏。除夕日，煮手把肉，炒各种菜，全家团圆聚餐。晚上的蒙古包内灯火通明，一起饮酒欢乐。正月初一，牧民们穿上崭新的衣服，结伴给双亲、长辈、老年人磕头、请安、献哈达、敬酒，祝愿老人和长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同时，各家备好酒、手把肉、大米肉粥、点心、糖果等，等待亲朋好友前来拜年。对年长者要敬酒、献哈达，对年幼者要送些糖果、点心，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和对晚辈的祝福。
北方游牧民族饮食行为的象征文化，是其整个象征系统的表层结构和深层意义的统一体，通过表层的物化符号和行为反映深层的文化内涵，为饮食主体传递信息产生不同的功能，去表现人们的纯朴观念和实现事实的心理愿望，寓意生育观、爱情观、幸福观、美好观、团圆观、吉祥观、长寿观等，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现今，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传统的饮食行为和风俗逐渐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饮食象征文化更加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注】文章原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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