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调查者的自白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

作者：曾建丰，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似乎就是“社会调查”，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经历的社会调查实则并不是很多，但各类的调查都有过体验，从定量性质的问卷调查到定性性质的访谈调查，从电话访问到入户调查，再到长期驻点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也不断加深着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很早便萌生了写一篇关于“社会调查感受”的文章，却迟迟未能动笔，或许是因为对文字的那份敬畏吧（也可称为“懒”）。最近在看《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其中的文字与情感竟唤醒了自己码字的欲望，谈及社会调查，很自然地能够想到费孝通先生的《社会调查自白》，但很显然我自己直观的感受与困惑无法和先生的方法探讨之作来相提并论，只是先生的书名实在贴切，因此便东施效颦般地有了这篇“一个社会调查者的自白”。

如何进入田野？

关于社会学的日常学习，有一句颇为写意的描述“往返于书斋与田野之间”，而面对田野，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进入田野？关于“入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借助行政力量，层层下来落到调查地点；二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进入田野。两种入场方式在便捷性、信息收集有效性等方面各有优劣，前者入场方便快捷，但在信息收集方面容易遭受调查点的敷衍应付；后者较容易获取多方面的有效信息，但其要求调查者具备过硬的私人关系，且所需时间较长。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进入田野只是开展调查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取得调查点与被调查对象的信任，在此之后有效的社会调查才真正开始。针对“如何取得调查对象信任”这一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它具有太大的偶然性，在调查过程中，可能一个很小的事情反倒能让调查对象敞开心扉。譬如，折晓叶在调查“超级村庄”的过程中，一开始迟迟没有真正进入社区生活，被隔离在村庄之外，而之后因为在当地的一项重要集体活动中，作者在“抽奖”环节中竟意外抽中了一等奖，在村民们看来，中奖的人是“有大运气的人”，这一年都将有好运气，在这之后，村民们在路上碰到，或是已认识或是不认识，都会主动跟她打招呼，简单聊上几句。就是这样一个偶然性事件，使得调查者真正被调查对象所接纳，从而正式打开了田野调查的大门。仅就个人而言，作为一名研究生，自己目前参与的调查多是通过行政关系进入田野，在如何尽快获取调查对象信任这一问题上，亲测较为有效的办法便是“喝酒”！这的确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通过喝酒，能够迅速地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关联”，对方在喝酒之后似乎也更愿意跟你讲述最初避而不谈的内容。按道理发现这样一个好方法，我应该欣喜若狂，但现实就是这么无奈，一沾酒就红脸的我，实在是“有心访谈，无力喝酒”，仅有的几次田野调查，初到调查点的当天晚上，都以喝吐告终（当然是在酒局结束之后）。以至于当我在《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看到这句话时，连连点头赞同——人类这么聪明，为什么没有发明个喝酒不醉的药方？

不同的研究主题也影响着调查者进入田野的困难程度，譬如遇上“性工作者”“同性恋”等敏感话题时，调查者在入场时往往会遇到比其它研究更多的困难与阻碍，所以当我看完 “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时，不由地心生赞叹，同时也暗自发问：如果是我，我能否抗住那般压力？我能不能成功入场？入场之后我能否完成得像他们那样优秀？——原来，自己在社会调查的道路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在技巧和方法方面还需要不断去精进。

怎样定位角色？

正式进入田野之后，社会调查通常是围绕某个研究主题展开，调查者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对这一主题及其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但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社会调查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的、无意识的物体，而是有意识的个人，社会调查更多的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基于这一研究特性，社会调查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如让调查对象接受调查者的提问”，正如《社会调查自白》中所讲，“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他先得‘调查’你，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有过相关经历的研究者都知道，“被拒绝”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起初作为社会调查新手时，自然难以理解这类行为，“我只是想找你做一份问卷，或是一个访谈，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答应，甚至作出以“报警”相逼的举动？”随着年龄与调查经历的增加，我逐渐明白，他人并没有义务非要接受调查者的访问，越到后面也就越来越体会到“调查就是求人办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每完成一份问卷或一次访谈，调查者便欠下了一份人情。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被帮助的实则是调查者，的确，调查者通常有着高学历与专业学科知识，但真正极具生活智慧和常识的却是被调查者，他们在帮助我们完成调研任务的同时，也在帮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我们共处的社会。

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互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从调查者角度来看，在正式开始交流之前，他/她最开始只是想在被调查者这边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完成既定的“任务”；从调查对象来看，他/她出于某个原因选择了接受访问，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外来者”，他/她或许是抱着先试着聊一聊的心态，简单和调查者聊一聊。按照这一逻辑，一次访谈在短时间内便能结束，但事实上我们经常会经历或者看到长达几个小时的交流访谈，这其中的奇妙在于在社会调查的同时，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作为有意识的个人，发生了情感互动。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社会调查之后，我逐渐意识到社会调查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结交朋友”的过程，基于不同的研究主题，调查者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但不论研究主题怎样变化，不变的一点应该是调查者的真诚。这种真诚的表现，可以是调查之前做足功课，让调查对象觉得自己是在与一个较为专业的人士交谈；也可以是访问过程中谦逊有礼，静静地聆听，并在适当时候给予反馈。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人在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

十分幸运，在我的调查经历中，多数被调查者都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突如其来的“叨扰”，同时也不乏一些调查对象和我们相谈甚欢，那一刻仿佛已不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而是两个朋友在真诚交流，无关年龄与职业。写到这里，我脑海中想起了很多人，畅聊到忘记下班的财所所长、热忱做事真诚待人的办公室主任、思维清晰能力出众的乡镇长、恪守本职踏实做事的经管站长、干劲十足满怀热血的大学毕业生以及那一个个善良热情的村民们······

当研究者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投入”情感时，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便是“价值无涉”，调查者前期的情感投入是否会影响后续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反过来说，如果调查者像对待客观物体那样来研究被调查对象（先暂且不论是否能够完全做到），那这样收集起来的资料数据，是否具备深度，又是否真实有效？简单概括来说，这本质上还是涉及到调查者的主体性与情感性，研究者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参与和情感投入是否需要，或者应该以怎样一个程度进行参与和情感投入？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而应该如何来把握“分寸”“尺度”，又与每个调查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及敏感程度紧密相关。

如何看待“意义”？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调查对象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我个人最怕被问到的一类问题便是“你问这些有什么用？”“你们做这个调查有什么用？这个调查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面对这些问题，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正面回答，如果直接回答说是为了写论文，那对方就更会觉得事不关己；如果回答说是了解基层情况，解决基层难题，但显然自己缺乏那种影响力，所以每每遇到这类问题，自己都是视情况搪塞过去，没有固定的回答。虽然这个问题让我很心虚，但它却的的确确引发了自己的思考，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怎样来看待社会调查的意义？或者更大意义上的追问，怎样看待学术研究的意义？

首先，应该坦白的是，作为一名调查研究者，我们确实无法给被调查者带来直接的受益（如果时有时无的调查感谢费算的话，那这是为数不多的受益），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难以在短时期内直观地显现出来，产生社会影响更是需要更长的周期。所以调查对象问出“你们的研究有什么用”也很正常，同样调查者回答不出这一问题也能够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一直在找寻答案。与“质疑”研究意义相对应的是，一些被调查者把调查者当成是“体察民情的政府代表”，热切地向调查者反映悬置已久的“历史问题”，盼望着这群会写会说的高学历人才能够帮他们“上达天听”。面对这群“寄予厚望”的调查对象，我们少了些心虚，却多了些无力，问题再一次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困惑：社会调查的意义在哪？学术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

如果说社会调查仅仅只是为了完成某项课题或者某篇论文，那这是不是有“利用”调查对象之嫌？这样的调查又是不是略带“功利”？我想如果不能正确看待“意义”这一问题，那在以后的社会调查过程中恐怕会一次又一次地面临这样的叩问。带着这样的困惑，在平时的阅读过程中我会有心留意学术前辈们的回答，在《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中，有两句话我颇为赞同，一是“研究的学识和生活的经验共同积累，才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二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魅力在于，研究者可以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探索社会问题，并且在探索中发现、体验和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能力”。我对这两段话的理解是，田野调查是调查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着对社会的理解，假使能力允许，便可为世人提供参考，如果能力有限，那便先提升好自己，做一个内心有“温度”的研究者。而关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我在此想以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来回答，作为文章的结尾，同时也激励自己不断去探索其中真意：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投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由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