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品种的“政治贵族”出现了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音宁的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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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音宁的适任问题，最近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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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较少注意的是，台北畜产公司总经理姚量议和吴音宁系出同源，同样出身“台湾农村阵线（农阵）”，同样出身彰化溪州乡公所。不同的是，姚量议今年才35岁，比吴音宁更年轻，却更早出任北畜总经理；唯因其任命悄悄进行，没有大动干戈赶人，因此未引起太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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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姚量议与吴音宁同时出任总经理，一年前吴音宁入主北农的人事发布时，溪州乡长黄盛禄笑称，“溪州乡公所是台北批发市场的总经理制造机”，言下颇为自豪。农村子弟进入台北农产公司出任总经理原是佳话一件，但人才来源如此集中于一地一乡和单一组织，难免惹来失之褊狭之讥。事实上，除了吴音宁与姚量议，“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民进党不分区民代蔡培慧、“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及“台发会副主委”曾旭正也都出身“农阵”；一个社运团体成员如此高密度地出任要津，似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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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当吴音宁的适任与否受到外界质疑时，蔡英文立即在民进党中常会指示党政部门要协助她进行“政治攻防”，其间轨迹即不难理解。也因此，当台北市长柯文哲派人到北农公司查账时，“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立刻挺身护航，质疑“政风单位可以到民营公司查账吗”；其心态，也充满回护“自己人”之心，而非论断是非。何况，如果台北市府没有资格对其所属民营农产公司查账，那么“农委会”质问台北市府不该查核北农，难道没有捞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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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仲）

“农阵”成员相继“入朝”为官或进占要津，从积极面看，是台当局重视社运工作者的诉求，并给予他们推动及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从消极面看，以推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政策，亦可能发生决策偏歧的问题，未必解决得了现实弊端，反而可能使整体情况恶化。尤其，像吴音宁这样缺乏任何经营经验，甚至看不懂财务报表，连应付平日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有困难，如何奢谈改革？

再看，陈吉仲身为“农委会副主委”，他花了许多时间为吴音宁辩护及护航，反倒是今年以来发生各种果菜价格暴跌的“菜贱伤农”及“果贱伤农”问题，却不见他提出什么长短期解决之道。这种表现，农运人士出任农政高官，意义何在？同样出身“农阵”的民代蔡培慧，去年在“一例一休”之争中提出“做一给四，做五给八”的高额加班费，因为过度理想化引起大小企业和商家强烈反弹，最后要被迫修法改为核实计算。如此，也说明施政若徒托空言，结果将弄得社会纷纷扰扰，民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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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溪州乡公所变成台北市批发市场“总经理制造机”，到“农阵”成为“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人们看到了一个新品种的“政治贵族”。这些政治贵族不论资历如何，只要血统获得认可，都可以乘坐“政治直升机”扶摇直上；一旦出了纰漏，也能享有高层撑开的保护伞遮风挡雨，事情的是非曲直即可以撇开不论。这样的政治贵族，和威权时代的“皇亲国戚”或“特权阶级”其实很像，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做法只能暗中进行，当今的贵族却是光鲜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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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除了吴音宁等因能力不足受到质疑外，社运成员纷纷“入朝”为官的结果，不论是否遭到“收编”，都出现了“社运熄火”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不顾环境的破坏，在深澳电厂环差案中投下关键的赞成票，背弃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对于前瞻建设计划中的独尊建设、浮滥征收、农地违章工厂就地合法等议题上，都不再看到“农阵”的积极身影。这样的结果，只见民间社会的力量遭到侵蚀，却未见台当局效能提升，让人扼腕。

这个新品种“政治贵族”的出现，除近亲繁殖，彼此护航，更模糊了是非曲直。

本文原载于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