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芯|亲友自杀之后，继承痛苦的生者：姐姐死了，我觉得自己是凶手( 三 ) 生者|遗族|研

人去楼空，徒留花花草草。老张来回徒步二十多公里，只是为了给妈妈养的那些花浇水、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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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之所以来亲友互助团体，按他的说法，不过是想找个「会养花的人」，他想让妈妈留下的那些花，开得和从前一样艳。
年过五旬的老张，至今不用微信，这让他无法参与线上讨论，线下的活动他也不是每次都参加。有一回，等其他人结束活动出门时才发现，老张在门外等候良久，就是不进来。
郎俊莲理解老张。
「每个人悲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老张看似听不进人相劝的样子，但改变在发生，比起最初的不在乎仪表，如今的老张，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衣服干净，头发是梳洗过的。
有一回，团体组织去户外野餐，老张买了很多糕点，等别人一问，他才发觉，买的都是妈妈爱吃的。「我知道你们对我好。我不想再问妈妈为什么自杀，这不一定有答案。」老张对郎俊莲说。
有亲友说，家人自杀后一个月她就笑，笑完后很自责，她应该是愁眉苦脸睡不着，能吃能喝说明她没良心。传统观念让这些亲友觉得，亲人走了，自己就要在悲痛里，才表示没有忘记逝者。
郎俊莲说，跟逝者连接的方式不只有痛苦，也有幸福，她鼓励亲友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跟逝者连接：叙事、绘画、手工制作、音乐、正念冥想、舞动疗法、自然疗法...
此外，团体去户外活动，放飞气球、在河面放生纸船、挂愿望树，登高望远，从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多方面去关注。
2010 年后，郎俊莲将团体带领的权利交给亲友，亲友们开始不愿意只讲自杀的悲伤经历，而是要多讲怎么让生活过得好。中国文化忌讳死，于是，团体的名字不提「自杀」，改为了「手拉手心连心」。
封闭式小组辅导是亲友互助团体的另一项重头活动，为期 8 周。在模式上，北京的封闭式小组辅导，和台北的「自杀者遗族说故事团体」相近。
2005 年，吕芯秦和研究所的同学方俊凯医师等人，一道参与创立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方俊凯从美国将「自杀者遗族说故事团体」引进台湾，后来他任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主任。
这是一种结合叙事的团体治疗方法，让自杀者遗族尽可能诉说自己，同时避免对别人做批评或建议。这种「知道有人和自己感同身受」的感觉，能带给遗族慰藉。
尽管回龙观医院自杀者互助团体年年招募，但受限于极其有限的报名人数，难以凑齐封闭式小组辅导成立的最低门槛：3 人。最近的一次成功组团，发生在 2018 年，正好 3 人报名。
「台南的相关机构曾经联系自杀者遗族，邀请他们参加辅导，但每 20 名遗族只有 1 名愿意。」吕芯秦说， 2005 年，她和同侪在为遗族举办的团体辅导前的个别会谈中，许多遗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帮助我？」、「我不配接受这些」、「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高危人群
研究表明，自杀未遂和经历亲人自杀死亡，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自杀事件可能造成亲人的模仿效应。
换句话说，自杀者亲友是自杀防治的高危群体之一。
「要合并自杀未遂数据，才知道如何更好应对自杀者亲友等群体的精神卫生需求。目前，我们缺少系统可以搜集自杀未遂的数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临床教授费立鹏（MICHAEL R. PHILLIPS）说，这名加拿大籍学者，这个月在上海过完了他 70 岁的生日，他已在中国求学、工作 30 多年，是中国自杀问题研究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