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芯|亲友自杀之后，继承痛苦的生者：姐姐死了，我觉得自己是凶手( 二 ) 生者|遗族|研

「我硕士论文年曾以 11 位自杀者遗族为研究对象，发现这 11 位全部在亲人自杀的 6 年内曾辍学、失业和离婚，在社会功能上有明显改变。」吕芯秦说。
随着时间流逝，她慢慢明白，和姐姐的关系并未结束，只是转变了。她不应去除、逃避，而是要修补、整合。
她重新回到校园，投入到自杀者遗族的研究中，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参与建立台北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成为中心第一个遗族个案管理师，后来又任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理事，出版了台湾第一本站在自杀者遗族立场的著作《我是自杀者遗族》。
吕芯秦的公开发声，打破了家族的禁忌，亲友们指责她旧事重提。她被网友肆意评价，一所大学的咨询与辅导专业的考研试题中，把她作为案例，让考生分析她在姐姐过世之后，用了哪些防卫机制。
她再次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姐姐为什么要自杀？」许多人这么问她，不乏有医生和咨询师。
她不愿意别人这么问，因为问题中带着伤害。她认为，自杀者遗族需要的是接纳，是表达。亲人因何自杀？这答案要不要找都没关系，更不需要外人干涉。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已经自杀。」2018 年，吕芯秦在社交网站成立了个线上社团，是不公开的，只接纳自杀者遗族，她在入社准则里的第一句这么说。
在过去一个月，这个网络社团有 14 名新成员加入。
准则里，有这样的共识：在回应他人的贴文时，不要直接给建议，「为什么？」这样的提问可能是不适合的……「如果无法仁慈，请保持沉默。」

文章图片
2019 年 3 月，吕芯秦（右）在她的新书《生死伤痕》读书会上，为读者讲解关于遗族悲伤的任务危机模式，左为失落关怀与咨询商协会理事长李佩怡教授。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不能说的秘密
不被允许的悲伤，会让悲伤更悲伤。中国的社会文化回避谈死亡，可这儿是个例外，接住了自杀者亲友的悲伤。
这里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成立于 2002 年，因公众对「自杀」这个字眼非常敏感，小组成立时取名为「轻生者亲友支持小组」。
许多小组成员，曾尝试跟家人谈起自杀，可家人往往回应「别再说了」。在外面不被鼓励说的，在这儿，通通可以敞开说。
茶点免费，咖啡免费，擦泪的纸巾管够，经费充裕的年份，还管盒饭。
没有录像，没有录音，那些悲伤的故事，被留在这个房间里。团体准则强调「尊重」和「保密」。
「让活的人少点疼。」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负责人郎俊莲这么解释这个团体的初衷，用叙事、建构的理念来帮助亲友走过否认的阶段，悲伤的历程才可以开始。
每月第二周周二下午 15:00 到 16:30 ，是固定的活动时间，地点位于医院院区，但却不似医院风格。这儿远离门诊楼，在单独的小院内，空气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有的是流浪猫，穿过红色梁柱撑起的天井。
来这里的亲友，求的并非是一个答案。老张最常问的是，「我妈为什么要喝药自杀？」众人七嘴八舌解释，他往往连连摆头。
老张原以为，他这辈子和妈妈就这样了：长期分离，虽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但生活上的疏离反复暗示着他：妈妈并不爱他。
直到妈妈自杀的死讯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遗嘱：在众兄弟姐妹中，妈妈竟然把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他。
妈妈的自杀动机一度缠绕着他，留下的财产，让弟弟妹妹和他诉诸公堂，财产纠纷时时影响着他。
听闻妈妈自杀时，他没流泪；葬礼上，他依旧没流泪；只是从此多了一个习惯：他住城东，妈妈住城西，曾经疏于串门的他，常常徒步，从自家走到妈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