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简编制的大趋势下 ， 地方基层公安机关增设打击文物犯罪的专门机构并不现实 。 黄升忠坦言 ， 安徽不是文物大省 ， 并没有专门的警种来专业化打击文物犯罪 。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 淮南市公安局设立了合成作战中心 ， 从接处警、立案、现场勘查、信息研判、审讯再到文物鉴定移交等环节统一指挥 ， 合成作战 。 专业人员平时分散在市局和各分县局 ， 遇到警情则可以快速集结形成工作专班 。
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告诉采访人员 ， 面对一些文物犯罪案件 ， 分县局往往没有专业队伍 ， 也没有技侦、网安等技术力量 ， “能力达不到 ， 必须依靠市局 ， 进行资源整合 。 ”
文物犯罪案件的侦办往往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 。 “我们最长的案子花了一年半” ， 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抓捕是件很复杂的事 ， “我们要把所有的侦查时间用到极致” 。 对于团伙化、职业化的文物犯罪案件而言 ， 深度经营是必要的 ， “我们需要精细的研判 ， 在收网之前要把每个环节要摸清楚 。 ”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深度经营常常要耗费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 这意味着打击文物犯罪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 。 往往打击一个流窜多地的盗墓团伙 ， 警方需要派遣多个抓捕组 ， 几十名警力分赴多地进行侦查、抓捕 ， 办案成本动辄上百万元 ， 只能挤占其他办案经费 。
为了保护文物 ， 国家会有专门的预算经费 ， 但它是向一些文物大省倾斜的 。 “安徽根本就没有 ， 像我们这更谈不上经费保障 。 ”黄升忠坦言 。 多位受访警方人士表示 ， 打击文物犯罪的经费保障 ， 仅仅靠领导重视是不行 。 领导重视 ， 只能解决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问题 ， 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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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 ， 辽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 首要主犯姚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 缓期二年执行 。 主犯现场确认签字 。 摄影/本刊采访人员 禹瑞斋）
受制于人员编制和经费的还有文物保护部门 。 因工作关系 ， 沈军时常会与基层文物部门交流 。 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光靠文物部门同样解决不了文物保护问题 。 以寿县为例 ， 全县存有古迹160多处 ， 其中唐、宋、明、清建筑10多处 ， 古墓葬多达80多座 ， 古遗址29处 ， 而寿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行政编制员额只有15人 。 “管辖面积大 ， 靠十几个人怎么能管得了？”沈军建议 ， 对于一些重点的墓葬区域应实行专人看管或者技术防范 ， 并把它纳入政府职责 ， 提高重视程度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 ， 文物行政执法效果不理想 ， 主要原因是执法队伍不够充实和专业 。 现在许多地方的文物部门已经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 ， 而是由文化综合执法队伍进行文物行政执法 。 文物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 而综合执法人员不一定具备 ， 严重影响了执法能力和效果 。 王云霞建议应该建立一支专业的、专门的文物执法队伍 ， 赋予其独立的执法权 ， 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文物执法的责任 。
鉴定难题
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 ， 26件编钟被有关部门鉴定为二级文物 ， 淮南警方对此持有异议 。 “我们认为应该是一级文物” ， 淮安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他们曾提出可以进行微量元素认定 ， 也申请了鉴定复议 ， 但没有成功 。
警方之所以较真于鉴定等级 ， 是因为文物的等级鉴定结果直接关系到犯罪分子的量刑标准 。 通常盗掘一级文物量刑标准是10年以上 ， 盗掘二级文物的量刑标准则是10年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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