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古人怎么保护胎儿权利？保护|齐桓公|古人|对胎儿|权利

提要：胎儿到底算不算人？如何保护胎儿权利？从文化、历史角度而论，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永恒难题，涉及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
《民法典》第16条规定：凡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里所谓“视为”，就是法律拟制：只要胎儿生下来活蹦乱跳，知道又哭又叫找奶吃，那他在母体里的时候，就算是“人”了，就能继承遗产。这种拟制第一次让胎儿获得了可能的法律地位，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代表了民法典可贵的生命立场。
《民法通则》时期，民法没有界定胎儿的法律地位，只是技术性地确立了胎儿向婴儿转换的标准：“出生”。所谓“出”，是指脱离母体；所谓“生”，是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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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标准在价值上和逻辑上存在问题：价值上，胎儿只要还没脱离母体，那就不是民法上的“人”，不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逻辑上，既然不是“人”，也就不享有法律人格，不受法律的强力保护。
《民法典》的进步意义有多大？2010年9月，江西丰城市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遭遇车祸，自己没受什么伤，但腹中胎儿却因此死亡。后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坏赔偿费。特别是对胎儿死亡提出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两项诉讼请求。法院支持了孕妇本人的各项赔偿请求。对于胎儿权利的请求，法院判决结果是：不予赔偿——因为胎儿还不是“人”，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既然还未“生”，就不存在所谓“死”。
胎儿到底算不算人？如何保护胎儿权利？从文化、历史角度而论，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永恒难题，涉及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
中国古代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早期文明中，谈不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道德、法律双向关注的是对婴儿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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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权利的保护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杀首子。纵观人类进化史，世界各地都存在过“杀首子”残酷习俗。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迦太基人、腓尼基人都有过这种“人祭”的历史，将头胎子女杀掉敬奉神灵。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齐桓公时期“三邪”之一的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赢得了齐桓公的绝对信任。实际上，按照史料，在易牙之前，被奉为仁君典范的尧也杀过自己的大儿子，所以庄子斥之为“不慈”。
为什么要杀首子？敬奉神灵只是表面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保障丈夫血统的纯粹性：杂婚制时代，男女关系开放度很高，男性娶妻回家，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极有可能不是自己的。为了确保血缘正统，杀掉头胎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通过杀害生命确保血缘正统，无论理由有多正当，也显得残酷寡恩，所以，就抬出神灵来遮盖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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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男女有别与分居拜庙。为了终结杀首子的野蛮习俗，孔子提出了男女大防理论。这理论今天成为笑点，但回归历史，孔子是一个爱心满满的人，他通过男女自然禀赋进行角色定位、科学分工、分类管理，通过物理区隔来净化男女关系。
男女有别的标志就是帷帘。那时候没QQ 聊天，更没有表情包。男女垂帘而对，但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妨碍了男女的自由交流，但正是这道帷帘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保全了无数婴儿。
再后来，汉族文化又产生了一种仪式：分居拜庙。新郎迎娶新娘后不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不是三拜之后进洞房。而是把新娘送到特定的地方静养，三个月后，新娘没有怀孕的迹象，才由新郎接进祖庙，拜见列祖列宗，然后回家拜见公公婆婆。从这一天开始，新娘才正式成为夫家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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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法律、宗教共同维护胎儿生命权利。到了中古时期，文明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不仅对婴儿进行保护，对胎儿权利也倾注了更多的人道呵护。无论是宗教传统，还是法律规范，抑或是人伦法则，都不同程度地将胎儿视为“人”并给予最严格保护。
唐代虢州刺史袁郊的《甘泽谣》记叙了一起医疗事故：一个孕妇患上蛊症，腹腔长了寄生虫。医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用芫花酒杀虫，导致孕妇和腹中两个胎儿全部死亡。一尸三命，这医生后世遭了报应，投胎成为卑贱的女仆，这就是著名女侠红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