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盆|清华教授蓝志勇：减少数据重复收集，不要“金盆做垃圾容器” 金盆|容器|清华|数据|垃圾|老年

“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在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会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北京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作出上述判断。
蓝志勇认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基础因素。数据问题还涉及公私权、透明度，公民隐私和人格权。
在他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在数据治理中，要有清晰的数据产权，“牵涉到个人的信息的产权不应该是国家和企业的，而是个人所有。犯罪记录除外，但个人有权知道什么单位有相关数据，有本人核实的信息才能合法使用。”数据收集要透明、开放、有敏感度的数据要私密、安全、可靠。自己可以随时知道别人掌握和使用了他的什么数据。这些要通过立法来明确，与政府单位和企业没有直接使用关系的数据就不能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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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专题研讨会于北京举办。南都采访人员陈灿荣摄
数据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挑战艰巨
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如何用好用活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是各地政府需要努力探索的新命题。
蓝志勇指出，智慧城市实际上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指挥城市运行，它涉及的面很广。在智慧城市中，软、硬件技术、基础设施、相关法律及国家管理制度都非常重要，然后才是数据和使用数据的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管理几大因素中的一个基础因素，也非常重要。
他认为，数据本身是不能驱动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这种数据资源被如何收集、管理和运用。“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蓝志勇说。
例如，健康码的使用在中国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未来的潜力也会非常大，但同时它还存在着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数据的综合治理，在这次疫情中大家都配合了，分享程度和透明度也超强，疫情过后是否还会配合？健康码的识别方式是否还能拓展到金融、社保、常态化的交通管理、社区居家管理等领域。
现在很多数据的使用还存在着信息壁垒，单位之间、地区之间都没有打通，包括健康码，在杭州认可，到深圳和北京则不一定能认。交通一网卡、社保卡、医疗卡更是如此。
蓝志勇还提出了新时期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标准：一个是浙江省首先提出来的“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另一个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线上政务理念：除了办理身份证，结婚和离婚，买卖住房这三种情况，老百姓不需要见公务员。另外，政府的信息系统要保证高水平的政府效率、公信力、透明度、群众方便度和群众自由度。
减少数据重复收集，不要用“金盆做垃圾容器”
在蓝志勇看来，要实现数字化政务服务目标，真正做好政务服务，有几方面的测量指标。
首先是系统的技术能力，包括软硬件算力和容量、兼容能力、传递速度、端的使用信息能力、不同信息形态的展现能力等。
其次是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章、管理体制及数据格局等。他认为，只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才能保证有价值的数据上网供大家使用，同时保证数据安全。“制度结构、管理法制与能上网的数据的价值是密切相关的，治理数据要靠制度环境。”蓝志勇说。
在信息系统能力的各项指标中，数据的价值也很重要。他指出，储存能力的提升使得数据在无边无际地增加，导致出现很多垃圾数据。现在网上的数据都是用高科技人才进行管理，服务器购买、运行和人才成本都很高，而不少数据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在用“金盆做垃圾容器”。最终这些成本都嫁接给了用户，而有价值的数据和重要的知识，却得不到合理的共享。不少单位部门不断在进行重复和无用的数据收集。
数据问题还牵扯到公权、私权、透明度，公民隐私和人格权的方面。
在蓝志勇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治理方式、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与创新。“在中国，正真的数据治理才刚刚开始。”
“政府部门需努力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数据”
数据治理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对此，蓝志勇认为，首先要有数据对个体使用者的识别能力，要保证数据签字的可识别性和安全性，而这点需要由法律和国家来保证。
另外，政府部门要努力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的数据，不要一天到晚让人填表；收取的数据要具备较强的可获取性和使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