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决定论有多少根据( 二 ) 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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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决定论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指的是人物、族群的生活习惯及其文化特点由其地理条件而形成。实际上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便是现在，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更进一步的指出，地理决定的，是资源的产出、分配，以及信息的来源，传播。而这些才是影响该地理环境中的族群形成较为一致的文化的真正原因，更不要说因为地理环境而直接导致的外表变化，如肤色，面孔等明显的区别。逐渐的，出现了民族，种族的明显分化，每个群体内部有着比较接近的价值观，其成员观察、学习、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也比较统一，处理事务的哲学理念也是一脉相传，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宗教。事实上，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先进的交通方式逐渐打破了地理隔离，现代社会的快速全球化等历史进程，地理因素已经无法隔绝或者封闭资源的分配，信息的传播（某防火墙除外）。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质疑地理决定论的原因，质疑者也有大量强有力的反例支持。所以，与其说是地理决定论，倒不如说是信息，资源决定论更为恰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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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定性，但不容易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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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当中的论述：
世界不平等的原因有一个广被接受的理论，即地理假说，该假说宣称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许多穷国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国家，都位于南北回归线间的热带。对照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穷国与富国的地理集中性赋予地理假说一种肤浅的吸引力，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学者就以这种假设来做为理论和观点的基础。可惜这无法使错误变正确。早在18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孟德斯鸠热带国家原本就容易贫穷的理论，虽然与近来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相矛盾，仍旧被一些人大力提倡，例如经济学家萨克斯。这个观点的现代版不强调气候对工作努力或思考过程的直接影响，而是强调两项额外的论点：第一，特别是疟疾等热带疾病对健康有极不利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劳动生产力；第二，热带土壤不容许高生产力的农耕。不过，结论是相同的：温带气候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相对优势。然而，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气候或疾病、或任何版本的地理假说来解释。只要想想诺加雷斯就知道，造成这个城市两边差异的不是气候、地理或疾病的环境，而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如果地理假说无法解释诺加雷斯北边和南边，或朝鲜（北韩）与韩国（南韩），或柏林围墙倒塌前的东德与西德的差异，这套理论还能用来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吗？或欧洲与非洲的差异？当然不能。历史显示，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功没有单纯或持久的关联。例如，热带并非总是比温带贫穷。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在哥伦布征服美洲时，北回归线以南和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也就是今日涵盖墨西哥、中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地区，是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帝国在政治上集权而复杂，他们兴建道路，提供饥馑的赈济。阿兹特克人使用钱币和文字，印加人虽然缺少这两种技术，却以称作奇普的结绳记载大量信息。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时代，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居住的地区以北和以南，即今日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智利的地方，大多居住着缺乏这些技术的石器时代文明。美洲热带地区当时比温带富裕得多，这意味热带贫穷这个“明显的事实”既不明显、也非事实。而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远为富裕，与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的情况完全逆转。这种逆转显然与地理毫无关系，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谈到，是与这些地区遭到殖民的方式有关。这种逆转也不局限于美洲。南亚尤其是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更是如此。但那种情况也已大幅逆转，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兴起成为亚洲的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富裕更超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即使在下撒哈拉非洲也有类似的逆转发生。在欧洲开始与非洲频繁接触之前，非洲南部地区都是一些人口最稀疏、开发程度最低的国家，对它们的领土只有最松散的控制。但南非现在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再回溯更早些的历史，我们又看到热带曾经繁华一时，部分前现代文明如今日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南部的毘迦叶那迦罗王朝，和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都在热带繁荣兴盛；伟大的印度河谷文明摩亨佐达罗和今日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也是。历史因此证明，毫无疑问的，热带地理位置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单纯的关系。热带疾病显然造成许多非洲人饱受病痛之苦，婴儿死亡率也较高，但它们不是非洲贫穷的原因。疾病大体上是贫穷的结果，也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来消灭疾病。19世纪的英国也是很不健康的地方，但政府逐步投资在干净的水源、妥善处理污水和废水，最后还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健康和预期寿命提升不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原因，而是英国先前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果之一。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理假说的其他部分是，热带较贫穷是因为热带农业原本就不具生产力。热带土壤较薄，无法保持养分；这个假说还强调，这种土壤有多容易被暴雨侵蚀。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将阐明，许多贫穷国家（尤其是在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力——每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出——如此低的主要原因，与土壤品质无关，而是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结果，以及政府和制度为农民创造的诱因所造成。我们也将阐明，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农业生产力的差异来解释。现代世界从19世纪发生的不平等扩大，是由工业科技与制造业生产的散播不平均所造成，而非源自农业生产表现的分歧。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地理假说版本，是由生态学家兼演化生物学家戴蒙所提倡。他宣称在五百年前的现代初期跨越各大陆的不平等，根源于动植物物种具备的不同历史特性，并因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在某些地方如今日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区，有许多物种可被人类驯化。而在其他地方如美洲，却缺少这类物种。有许多物种可供驯化对社会从狩猎采集生活转型为农业生活帮助很大。其结果是，肥沃新月地区发展发展农耕比美洲早。人口密度增加，有助于促进劳动的专业化、贸易、都市化和政治发展。很重要的是，在农业为主的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快。因此，根据戴蒙的说法，动物和植物物种可得性的差异制造了农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大陆间的技术发展与富裕程度的不同。虽然戴蒙的理论可以解开他所专注的谜题，但它无法用来解释现代世界的不平等。例如，戴蒙宣称西班牙之所以能支配美洲的文明，是因为他们有更悠久的农耕历史和由此而来的较优越技术。但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住在以前阿兹特克和印加土地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现在很贫穷。虽然拥有小麦、大麦和马匹可能让西班牙人比印加人更富有，但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西班牙人的平均收入可能是印加帝国人民的不到两倍。戴蒙的理论暗示，一旦印加人有机会接近所有物种，以及他们过去无法自己发展的技术后，应该就能很快达到和西班牙人一样的生活水平。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和秘鲁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今日的西班牙人比秘鲁人富有六倍以上。这种收入差距与现代工业技术散播的不平均息息相关，但是与动植物驯化的潜力、或与西班牙和秘鲁土地本身的农业生产力差异无关。当西班牙（有点落后地）采用蒸汽动力、铁路、电力、机械化和工厂生产的技术时，秘鲁并未跟着采用，或至少采用的速度很迟缓和不完全。这种技术差距持续到今日，并随着新科技出现而自动造成更大幅度的差距，特别是与信息有关的科技诞生后，更进一步助长许多已开发国家和部分快速发展国家的领先形势。戴蒙的理论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重要的科技并没有四处散播以及缩小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也未解释北半边的诺加雷斯为什么远比围墙的南半边富裕，即使两边在五百年前都属于同一个文明。诺加雷斯的故事凸显戴蒙理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讨论到，不管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在1532年时有什么弱点，当时秘鲁和墨西哥无疑比后来变成美国和加拿大的那部分美洲繁荣得多。北美洲变富裕的原因就是它积极采用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与进展。那里的人口教育程度提升，铁路扩散到大平原各地，与南美洲的情况成鲜明的对比。这无法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地理条件差异来解释，因为南美洲的地理条件显然比北美洲具有优势。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大体上源自科技应用与散布的不平均，而戴蒙的理论的确包含有关这一点的重要论述。例如他跟随在历史学家迈克尼尔之后主张，东西向的欧亚大陆让许多作物、动物和创新，从肥沃新月地区传播到西欧，而南北向的美洲则使在墨西哥发明的文字系统，无法散播到安第斯山或北美洲。然而大陆的方向无法提供今日世界不平等的解释。想想非洲，尽管撒哈拉沙漠确实构成货物和思想从北传到下撒哈拉非洲的重大阻碍，这却并非完全无法克服。葡萄牙人和当时其他的欧洲人沿着海岸航行，并在一个收入差距比今日小很多的时代消弭了知识上的鸿沟。但后来非洲并未赶上欧洲，反而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我们也必须说明，戴蒙有关各大陆不平等的理论无法解释大陆内部的差异，而这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基本部分。例如，虽然欧亚大陆的方向可能解释英国如何从中东的创新获益，而无需自己从头创新，但它未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像摩尔多瓦这类地方。此外，正如戴蒙自己指出，中国和印度从极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欧亚大陆的方向获益良多，但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却在这两个国家。事实上，了解戴蒙理论的界限最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解释变数着手。地图4显示现代猪的祖先野猪和现代牛的祖先原牛的分布。两种物种都遍布欧亚大陆甚至非洲北部。地图5显示某些现代驯化作物如亚洲种植稻米的原种水稻，以及现代小麦和大麦的原种分布。它显示稻米的野生原种广泛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而大麦和小麦原种的分布则呈一个长拱形，从地中海东部穿过伊朗，到阿富汗和数个“斯坦”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原种遍布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但它们的广泛分布意味欧亚大陆内部的不平等无法以物种发生率为基础的理论来解释。地理假说不但无助于解释有历史以来的富裕根源，它的主要论点大体上也不正确，而且无法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世界贫富情形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任何持续的模式（例如美洲各国的收入等级，和欧洲与中东呈现鲜明而悬殊的差距）都可以用不变的地理因素来解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已谈过美洲内的模式不太可能由地理因素所造成。在1492年之前，墨西哥中部谷地、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文明，都拥有比北美或阿根廷与智利等地更高的技术和生活水平。虽然地理条件没有改变，欧洲殖民者实施的制度却制造出“命运逆转”的发展。出于同样的理由，地理也不太可能解释中东的贫穷。毕竟中东曾在新石器革命带领世界，并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区发展出第一批城镇。铁最早在土耳其被人冶炼，而直到中古世纪，中东的技术都十分发达。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不是中东的地理条件造成新时期革命在世界的那个部分蓬勃展开，也不是地理因素导致中东贫穷。事实上，鄂图曼帝国的扩张和统一，以及帝国留下的制度才是让中东贫穷至今的原因。最后，地理因素不但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各部分的差异，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像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经历长期停滞、然后展开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另一个更好的理论。书中详细推翻了各种导致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此之大的假说，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