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丽敏|家族战争｜后离婚时代的利益同盟“合伙人”( 五 ) |托马斯-基尔曼|离婚|

股权分割完毕之后，周和平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下降为15.06%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邱丽敏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则上升为14.47% ，成为第二大股东，沃尔达利不再持有沃尔核材股份（见表3）。而周和平并没有与其他同是小股东的三兄弟签订一致行动人、委托持股或表决权委托等安排，故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此沃尔核材成为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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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型冲突行为模式运用的理想情况是，一方希望确定其地位并拥有更大的权力，或者想要冒险来控制局势。这意味着要将自己的意志、愿望和观点强加于他人，在家庭成员之间制造竞争(De Dreu和Van Vianen ， 2001) 。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结果将是极端的非赢即输。
多数家族运用股东权力解决争端，类似于权威独断，强迫其他人接受，这往往是建立在关注自我利益之上的(Dean ， 1992；Dell ， 1986) 。而运用股东权力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竞争策略，倾向于关注某个具体的问题，但结果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Savage等， 1989) 。竞争关系到地位和胜利，通过战略性地隐瞒信息和使用策略来操纵他人，使其屈服(Lewicki和Litterer ， 1985) 。
在解决冲突时，竞争型可能无法完全解决企业和家庭的诸多问题，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竞争性的强迫和操纵不能激发开放式讨论，反而会制造操纵策略(Cosier和Ruble ， 1981) ，带来抵抗、防御、怨恨、紧张和愤怒，从而导致误解和潜在的有害关系(Jehn ， 1997b) 。
我们使用事件研究法来探讨周和平、邱丽敏离婚事件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考虑到二人在长园的一系列操作中与2015年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相重叠，市场数据未必反应真实的预期，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回避阶段与竞争阶段的市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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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阶段的股价可以发现，《离婚财产分割补充协议书》公告后，股价应声下跌（见图8）。在10天内累计超额收益率达到8% 。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在回避阶段出现负面信息的[0 ， 3]天内，超额收益率均值为-0.37% ，但并不显著。在竞争阶段，这一数值达到-0.79% ，且t值为-2.34 ，显著为负（见图9）。从市场反应来看，周和平、邱丽敏二人离婚后选择回避财产分割问题，对于股价平稳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而当二人选择婚内财产分割并公之于众，进入竞争阶段后，对于股价平稳增长则存在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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