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丽敏|家族战争|后离婚时代的利益同盟“合伙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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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行为扩展模型视角下的“后离婚时代”托马斯-基尔曼(TK-BT)冲突模型作为一种冲突模型工具 , 检验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 在“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两个基本维度和情境特征之间的冲突管理风格利益相关者 , 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之间进行选择 , 从而塑造各自的行为 , 以促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Thomas和Kilmann , 1977) 。
托马斯-基尔曼(TK-BT)冲突行为扩展模型则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家族企业情境 , 将两个基本维度扩展为“实质性问题”和“关系” 。 任何谈判中都会有两个显著的变量 , 即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和双方之间的关系(Savage等 , 1989) , 其中不仅包含积极和相对中性的关系 , 还包括非常消极、破坏性的关系 , 甚至是更加棘手的冲突 。 如果有明显矛盾或相互排斥的目标时 , 可以通过观察冲突行为和“关系”之间的联系 , 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 制定共同决策的行动方案 。
家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常常由于无法轻易改变的外部环境而陷入争斗 , 当涉及家族利益相关者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时 , 家族成员根深蒂固的信念和自我形象往往会受到挑战 。 利益相关者基于身份认同或价值观的动机 , 不会轻易妥协 , 从而成为不可妥协的问题 , 引发持续冲突 , 由此根据关系和利益程度而形成不同的冲突行为模式(Fahed-Sreih ,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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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此模型应用于沃尔核材案例 , 分析两人离婚后反映到家族企业层面的互动、协商、决策、关系转变以及行为 。 通过将离婚事件及企业事件相应对 , 可以看出两人经历了回避、适应、协作和竞争等不同阶段 。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相对消极的冲突行为 。 我们从家族层面引爆的激烈冲突可以推测 , 之前没有蔓延到企业层面的家族内部冲突 , 应当早已完整经历了所有的行为模式 。
离婚未分割股份的“回避型”模式
2009~2013年
2009年3月 , 邱丽敏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上市公司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 。 8月3日 , 周和平与邱丽敏办理了离婚登记 , 但并未对股票进行分割 。 沃尔核材2009年年报显示 , 截至2009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和平持股比例为55.7% , 邱丽敏持股比例为10.78% 。 离婚后夫妻两人各自持有、分别减持 。 2010年4月邱丽敏开始减持至6.48% , 到2010年年报披露时仅持有1.26% , 已经退出前十大股东之列(见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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