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王宏志｜鲍鹏是汉奸吗？一个来自英国“官方”的说法( 十 ) 琦善|英国|说法|汉奸

关于鲍鹏与义律在山东的接触，在清廷方面的数据中，时任山东巡抚托浑布的证供可说是最详细的了。道光二十年七月间，英国军船北上，路过山东，托浑布自称曾“带兵亲询登州府督防”，八月二十三日（1840年9月18日），英国战船自天津折回，“托夷船呈递夷书，求买食物”。当时“文武员弁又皆不通夷语”，从潍县知县招子庸那里知道自广东到来投靠的同乡鲍鹏“粗晓夷语”，“堪以借作通事”，便派人把鲍鹏带到英军大船，经沟通后知道英国人要求购买食物，并自行给价，但托浑布决定“酌赏牛羊菜疏，不受其值”，英国人也立即离开南下（《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查明上年琦善由山东携鲍鹏同行情形折》，491页）。这报告也大抵是准确的。事实上，关于这次事件，托浑布当时最少两次已经奏报过朝廷，分别汇报1840年9月18日鲍鹏到英军舰艇商谈，与义律见过面（《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402页），另外过几天又再奏在赏给食物后，夷人十分感激，开船离去。托浑布“以押送为由，派水师巡洋武弁带同粗晓夷语之广东人鲍鹏沿途侦探”（《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在登州感谢恤赏情形片》，同前，427页）。奏折内容跟后来提与刑部口供是相同的，足见托浑布并没有在出事后故意隐瞒。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法确知鲍鹏与英国人商谈的内容。即以购买食物为例，托浑布没有收取英国人的金钱，以为英国人感激他的“赏给”，但根据英国人的说法，鲍鹏与英国人的协议是鲍鹏在广州收取货款，从中取利（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pp. 256-257）。
我们不能说托浑布对鲍鹏没有戒心，因为他在几份奏折中都记下派员陪同鲍鹏一起前往，并不是让鲍鹏独自行事，而且，就是在宾汉的记述中，与鲍鹏同来的官员也明显是负有监察鲍鹏的任务。不过，宾汉却同时说，“义律希望能与这人［鲍鹏］有一些私下的沟通”，以晤面的船舱太狭小为理由，谢绝了这些中国官员陪同（同前，251-252页）。

文章插图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
为什么义律会要求与鲍鹏单独谈话？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宾汉并没有记下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处颇有意思的记载。在谈到战争和琦善将南下进行谈判时，宾汉说鲍鹏说了这样的话：“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这里用的也是寿纪瑜、齐思和的译文，95页）这不能算是什么机密，但的确会让人觉得鲍鹏不是在为朝廷服务，看来更站在英国人方面来说话。
那么，《史稿》所说鲍鹏向义律提出攻打长江流域城市的说法又是否可靠？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英军的确最终以攻打南京而迫使清廷答应和议条款，签署《南京条约》，结束战争。当然，这样的历史结果不能用来确定鲍鹏有没有向义律献计，做出通番卖国的行为，因为最终指挥英军进攻南京的并不是义律，义律早在一年前被调回国，全权代表之职由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接替；此外，英方阵营中也有一些人提出以攻打长江流域为重要战略，即使《史稿》也以脚注的方式指出：“这一计划实际上最早在1840年2月已有人向英国政府提出。曾参与阿美士德使团的科尔切斯特勋爵（Lord Colchester, Charles Abbot, 1798-1867）在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在从北京返程途中他观察到，如想切断大运河的粮食运输，那么，大运河与扬子江的交汇处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另外，当时为英军出任译员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据说也曾经提出直接攻打南京的建议（Charles Gützlaff, “Remarks upon the Occupation of Nanking,” #8303-105-856, National Army Museum, see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