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晔：反垄断法是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催化剂( 二 )

1994年8月，我从德国留学回来，正好赶上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刚刚共同组建了一个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我荣幸地受邀成为小组一员，而且是小组唯一的一位学者。随着我国2001年底加入了WTO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步伐明确加快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6月举办了反垄断法的法制讲座，我有机会在这个讲座宣讲了《反垄断法律制度》。
2005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举办了反垄断法的法制讲座，我宣讲了《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 2003年年底，商务部作为反垄断法主要起草机关，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反垄断法草案》。经过审议，国务院法制办于2006年6月将草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 2007年8月31日，我国颁布了《反垄断法》。 2008年8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
如果从1994年成立反垄断法起草小组起算，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时间有13年。这部法律的立法过程比较长，一个很大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反垄断立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争议，因此这部法律的颁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经济观察网》：立法过程中的“坎坷”有哪些？
王晓晔：争议最大的是行政垄断问题。我是在德国学习的反垄断法，我的导师梅斯特麦克（E.-J. Mestmaecker）教授，是欧盟竞争法和德国反垄断法的权威和泰斗。他不仅关注企业的限制竞争，尤其关注政府的限制竞争行为和涉及国有企业的限制竞争问题。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地方保护、部门垄断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因此制止行政垄断和推进竞争政策，是我国反垄断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反垄断立法期间，有些政府部门对反对行政垄断的问题不很感兴趣，因此这方面的立法很不顺利。我记得2005年11月《反垄断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行政垄断一章的整个内容被删除掉了，还有人说“删除行政垄断符合中国国情” ， “反垄断法不规定行政垄断更有合理性” 。我当时在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听到这个情况很难过。好在2006年国务院法制办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反对行政垄断的内容加上去了。这个过程说明，反垄断立法一路披荆斩棘，特别是要不要反对行政垄断，在立法中一波三折，甚至出现过险情。
我自己一向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如果仅是反对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如企业共谋和过大规模的企业并购，而不反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那么《反垄断法》可能就是一只花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对市场竞争影响最大的不是企业的限制竞争，而是政府的限制竞争。如果我们不通过立法反对行政垄断，不打破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内大市场？如果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都走不通，如何能够走向世界？因此，打破行政垄断，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扭曲竞争，是我国反垄断立法中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