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道之用( 四 )


但是,俗话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和社会发展跟老百姓过日子有一些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生活中锅碗瓢盆难免磕磕碰碰(咱们悄悄说,尽量别离婚,离婚太难了),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永远层出不穷。
债务问题
近三年中国总体的杠杆率压降还不错,至少在总量层面为中国政策预留了空间。当然,缺点也有,例如用力稍猛,存在误伤。
但是,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的杠杆率可能大幅上升25%左右。
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的去杠杆做了无用功?是不是意味着杠杆率不再重要?
我们刚刚讲到,目前尚没有一个确定的杠杆率的警戒值,意味着到这个值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横向对比的杠杆率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在全球中的位置,所以更有意义。
受疫情影响,各国纷纷出台刺激政策。
据统计,本次疫情后的政策宽松程度已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主要国家新冠疫情财政支出规模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宽松程度亦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全球空前规模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直接推高全球的杠杆率水平,增加了全球的债务风险。
美国银行(BofA)测算,全球主要国家宏观杠杆率大幅提高,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0年上半年飙升至267%(前两个季度分别+11%和+15.7%)。
例如,美国宏观杠杆率由2019年底的250%提高至2020年5月的274%,估算年底或将高达300%以上,抬升50个百分点。日本宏观杠杆率在疫情前便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高水平(367%),2020年5月提高至384%,上升17%。
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报告显示,中国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为270.1%(+24.7%,较2019年末,下同),企业部门164.0%(+12.7%),居民部门61.4%(+5.6%),政府部门44.7%(+6.4%)。
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快速上升情况下,民企杠杆率在2008年后首次重新回到了国有企业以上,其中主要是尾部民企在加杠杆,而头部企业无论国企或民企杠杆率均较为稳定。并且,三季度开始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现回落,严监管下,影子银行业务的持续压缩,金融部门杠杆率保持稳定。
相对比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虽高,但尚在可控范围内。
金融危机后,“四万亿”使中国率先走出危机泥淖。
如今,历史再次为中国解决国内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机会。
2020年12月16日-18日,中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方向。此次会议,将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问题,金融风险则聚焦于公司治理问题。
本次会议提及“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再次提及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这意味着,中国将延续被疫情打断的“稳杠杆”工作,尤其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问题。
今年以来,债券违约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大型国企违约事件更是影响相关地区国企和政府的公信力。
11月和12月18日财政部分别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都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偿付风险问题。
针对最近的“永煤债”问题,更是针对今年杠杆率上升较快非金融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和“完善债券市场法治”,警示企业债务风险。会议还提出“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主要指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乱象问题。
财政部日前也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旨在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突出主业,回归本业,“清理门户”,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和关联交易,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银保监会日前批复设立了中国第五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之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经验,这或许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处理问题做提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