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高人( 二 )


 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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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暂 归 附 桓 玄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小儿子,桓温去世的时候,桓玄才五岁,长大后袭了父亲的爵位,做一些小官。后来,他凭借父亲的威望,又利用东晋皇族和各世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玄。陶渊明辞去祭酒的职务后,在家居住了六七年,依靠田园的收入,生活仍旧很拮据。他的外祖父孟嘉曾做过桓温的长史,桓温虽是野心家,但他却有恢复中原、重新统一的雄心,这一点陶渊明应该是知道的。看到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温的儿子桓玄,又觉得桓玄应该继承了他父亲的雄心,陶渊明决定也去归附桓玄,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陶渊明来到桓玄手下做事的时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扩充自己势力的时候。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并制造种种所谓祥瑞的征兆来煽惑人心,为自己篡夺帝位做准备;另一方面,他又借口孙恩之乱,屡次上表请求出兵勤王,为的是借此机会刺探皇室的虚实,以便找到合适的时机实现自己篡夺帝位的野心。作为桓玄的手下,陶渊明对他只图私利的这些举动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此时的陶渊明对桓玄这个人的品格和作为充满了失望。特别是在桓玄这种野心家手底下做事,如果不做他的心腹,往往就会遭受到打击和排斥,甚至有被阴谋陷害的危险。陶渊明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与桓玄同流合污,此时的他又萌生了辞官隐退之意。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明显地表露了他不顾爵禄荣利的诱惑、决定辞官归田的打算。公元401年的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去世了,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辞去官职,重新回到了田间。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春,野心勃勃的桓玄攻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诛杀了权臣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自居为相国,声势烜赫。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在家里开始躬耕的生活了。事情还没有结束,不久,桓玄篡位成功,改国号为楚,把晋安帝迁到了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看到自己昔日归附的主上如今“风光满面”,陶渊明会不会心生悔意呢?他会不会觉得当初自己如果继续留在桓玄手下做事,现在也可以身居高位、衣食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陶渊明并没有感到懊悔,他大概明白,不义之举终不会得到好的下场。他在给其叔伯弟弟敬远的诗中,就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同时表现出了自己光明磊落的气节。辞 官 刘 裕,终 生 归 隐陶渊明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之人,公元404年,陶渊明已经40岁了,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陶渊明虽然离开了桓玄,但他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没有绝望。他还写了《荣木》这首四言诗来勉励自己,其中说道:“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表示自己并不甘心“四十无闻”,还想驱车策马,不远千里地寻找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果然,这个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前面讲到桓玄攻入建康还篡了帝位。这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残酷和专横,作威作福,从而引起了下面很多人的不满。不久,一个新的人物崛起,他就是下邳太守刘裕(就是后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纠合了文武官员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最终,桓玄兵败逃走。刘裕兵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率各方军力继续讨伐桓玄。此时的刘裕,作风颇不同于桓玄。当时,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百司废弛”的腐化局面,但刘裕以身作则,下达了威严的禁令,开始着手整顿。一段时间后,内外百官,风俗顿改。刘裕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陶渊明当然愿意去他那里做官。于是他做了刘裕手下的参军(参谋军务的官员)。当然,刘裕之所以愿意收留陶渊明,可能由于陶渊明很有预见,能及早脱离桓玄而归隐。然而,当陶渊明真正成为刘裕的部下之后,他又失望了,因为刘裕也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刘裕刚刚打败桓玄时,羽翼尚未丰满,后来他为了除掉异己势力,先后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渝父子,并且出于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用为录尚书事(总揽尚书省事务的官员)领扬州刺史,这个官职的地位是极高的。至于刘裕纵容部下所做的坏事就更不胜枚举了。刘裕的转变也太快了,这让陶渊明再次有了辞官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离开刘裕之后,陶渊明并没有马上回到家里,而是又做了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刘敬宣的驻军就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他在刘敬宣手下任职,或许只为挣钱养家。不久之后,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也就跟着离职了。经过这几番折腾,陶渊明已经心灰意冷。年过四十的他深知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要想施展抱负,就得“摧眉折腰事权贵”,就得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这种丧失骨气的谄媚行为,是陶渊明这样的士人做不出来的。于是,他再无心做官了,准备长期归隐。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归隐之前,他还去当了81天的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弦歌,典故出自《论语》记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路过那里,闻弦歌之声。弦歌指的就是在小地方做官。三径,指的是隐居之所。也就是说,在隐居之前,陶渊明想在一个小地方做官,以筹备退隐后的生活费用,这个小地方就是彭泽,陶渊明当的就是彭泽县令,这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官。也正是在这个官位上,陶渊明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事情是这样的:陶渊明为官清正,从不溜须拍马,生活俭朴,在做彭泽县令到第八十一天时,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督察县乡等事的郡属官)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所辖县索要贿赂,每次去必是满载而归,否则便栽赃陷害。这个督邮来到彭泽县,县吏对县令陶渊明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呢?说完,便挂冠而去,辞职归乡,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