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高人( 二 ) 陶侃|桓玄|陶家|东晋|陶渊明|高人|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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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归附桓玄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小儿子，桓温去世的时候，桓玄才五岁，长大后袭了父亲的爵位，做一些小官。后来，他凭借父亲的威望，又利用东晋皇族和各世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玄。陶渊明辞去祭酒的职务后，在家居住了六七年，依靠田园的收入，生活仍旧很拮据。他的外祖父孟嘉曾做过桓温的长史，桓温虽是野心家，但他却有恢复中原、重新统一的雄心，这一点陶渊明应该是知道的。看到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温的儿子桓玄，又觉得桓玄应该继承了他父亲的雄心，陶渊明决定也去归附桓玄，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陶渊明来到桓玄手下做事的时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扩充自己势力的时候。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并制造种种所谓祥瑞的征兆来煽惑人心，为自己篡夺帝位做准备；另一方面，他又借口孙恩之乱，屡次上表请求出兵勤王，为的是借此机会刺探皇室的虚实，以便找到合适的时机实现自己篡夺帝位的野心。作为桓玄的手下，陶渊明对他只图私利的这些举动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此时的陶渊明对桓玄这个人的品格和作为充满了失望。特别是在桓玄这种野心家手底下做事，如果不做他的心腹，往往就会遭受到打击和排斥，甚至有被阴谋陷害的危险。陶渊明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与桓玄同流合污，此时的他又萌生了辞官隐退之意。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明显地表露了他不顾爵禄荣利的诱惑、决定辞官归田的打算。公元401年的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去世了，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辞去官职，重新回到了田间。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春，野心勃勃的桓玄攻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诛杀了权臣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自居为相国，声势烜赫。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在家里开始躬耕的生活了。事情还没有结束，不久，桓玄篡位成功，改国号为楚，把晋安帝迁到了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看到自己昔日归附的主上如今“风光满面”，陶渊明会不会心生悔意呢？他会不会觉得当初自己如果继续留在桓玄手下做事，现在也可以身居高位、衣食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陶渊明并没有感到懊悔，他大概明白，不义之举终不会得到好的下场。他在给其叔伯弟弟敬远的诗中，就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同时表现出了自己光明磊落的气节。辞官刘裕，终生归隐陶渊明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之人，公元404年，陶渊明已经40岁了，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陶渊明虽然离开了桓玄，但他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没有绝望。他还写了《荣木》这首四言诗来勉励自己，其中说道：“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表示自己并不甘心“四十无闻”，还想驱车策马，不远千里地寻找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果然，这个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前面讲到桓玄攻入建康还篡了帝位。这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残酷和专横，作威作福，从而引起了下面很多人的不满。不久，一个新的人物崛起，他就是下邳太守刘裕（就是后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纠合了文武官员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最终，桓玄兵败逃走。刘裕兵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率各方军力继续讨伐桓玄。此时的刘裕，作风颇不同于桓玄。当时，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百司废弛”的腐化局面，但刘裕以身作则，下达了威严的禁令，开始着手整顿。一段时间后，内外百官，风俗顿改。刘裕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陶渊明当然愿意去他那里做官。于是他做了刘裕手下的参军（参谋军务的官员）。当然，刘裕之所以愿意收留陶渊明，可能由于陶渊明很有预见，能及早脱离桓玄而归隐。然而，当陶渊明真正成为刘裕的部下之后，他又失望了，因为刘裕也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刘裕刚刚打败桓玄时，羽翼尚未丰满，后来他为了除掉异己势力，先后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渝父子，并且出于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用为录尚书事（总揽尚书省事务的官员）领扬州刺史，这个官职的地位是极高的。至于刘裕纵容部下所做的坏事就更不胜枚举了。刘裕的转变也太快了，这让陶渊明再次有了辞官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离开刘裕之后，陶渊明并没有马上回到家里，而是又做了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刘敬宣的驻军就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他在刘敬宣手下任职，或许只为挣钱养家。不久之后，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也就跟着离职了。经过这几番折腾，陶渊明已经心灰意冷。年过四十的他深知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要想施展抱负，就得“摧眉折腰事权贵”，就得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这种丧失骨气的谄媚行为，是陶渊明这样的士人做不出来的。于是，他再无心做官了，准备长期归隐。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归隐之前，他还去当了81天的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弦歌，典故出自《论语》记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路过那里，闻弦歌之声。弦歌指的就是在小地方做官。三径，指的是隐居之所。也就是说，在隐居之前，陶渊明想在一个小地方做官，以筹备退隐后的生活费用，这个小地方就是彭泽，陶渊明当的就是彭泽县令，这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官。也正是在这个官位上，陶渊明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事情是这样的：陶渊明为官清正，从不溜须拍马，生活俭朴，在做彭泽县令到第八十一天时，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督察县乡等事的郡属官）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所辖县索要贿赂，每次去必是满载而归，否则便栽赃陷害。这个督邮来到彭泽县，县吏对县令陶渊明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呢？说完，便挂冠而去，辞职归乡，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