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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战场,位于山脊上的巴特尔修道院,这也是哈罗德倒下的地方亲英格兰派的历史记述则更有利于我们了解诺曼征服给英格兰人民带来的痛苦。莫里斯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充斥着种种对诺曼人的抱怨,还有对上帝帮助的渴求:把不同的史学家划入不同的阵营并在描述相同历史事件的时候使用多种历史记述,这一切都意味着莫里斯对这些历史记述有着自己的判断。莫里斯非常清楚,这些记述中都带有记述者本人的意愿,甚至旨在达成这些记述者特定的目的。例如,征服者威廉的导师兰弗朗克尽力地将1073年英格兰的状况描绘得非常糟糕。这也许是真的,但也许只是他试图让教宗同意他辞职返回诺曼底而故意对实际情况做的夸大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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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威廉假设记述者是在当时的一些权贵的赞助下完成这个工作的,那么他们的记述就更有可能具有倾向性了。在使用《爱德华王传》这一史料的时候,莫里斯就表现得尤为小心。由于这一史料是来自戈德温家族的王后伊迪丝托人创作的,其立场必然会偏向伊迪丝王后。在虔信者爱德华和伊迪丝王后的感情问题上,莫里斯并未完全采纳《爱德华王传》中的内容,认为王后“被送回位于威尔顿的故居只是为了避避风头”,国王计划和她离婚也是“大主教罗贝尔的主意……爱德华本人终止了离婚程序”,因为从“更为可靠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述来看”,虔信者对他妻子的态度并不友好。可以看到,莫里斯更加欣赏能够做出客观叙述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僧侣兼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血统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叙述,让他采取了偏向中立的立场。尽管自孩童起就生活在诺曼底,但奥德里克自称是一个英格兰人,“更精确地说,他来自什罗普郡……在诺曼征服后没多久,一个来自什罗普郡的儿童就被送到了圣埃夫鲁修道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非常奇怪的”。尽管“奥德里克对诺曼征服的描述大多取自普瓦捷的威廉”,但因为无法忍受普瓦捷叙述对英格兰人的轻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也会做出更为重大的修改……例如,普瓦捷的威廉把黑斯廷斯战役前夕的哈罗德国王描述为‘一个被好色玷污的人,也是一个残忍的凶手。 他因掠夺来的财富而光彩照人,并且是上帝和正义的敌人’。但在奥德里克的笔下,国王哈罗德却成了‘一个勇敢无畏、强壮英俊而且言辞和蔼的人。他值得追随者的信赖,是他们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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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约挂毯记录的哈罗德向博瑟姆骑马行进莫里斯致力于在诺曼人的记述和英格兰人的记述中找到一个平衡。在《诺曼征服:黑斯廷斯战役与英格兰诺曼王朝的崛起》的开头,他就指出,他不会选边站队,不会只支持其中的一方。与之前的一些历史学家不同,他不会认为诺曼人是“他们”,而英格兰人是“我们”从诺曼征服史的叙述传统来看,莫里斯的著作在两种叙述传统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对诺曼征服的定性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认为诺曼征服具有重大的意义,征服者威廉可以被纳入英格兰的王室谱系之中,他继承英格兰王位也是合法的;另一种倾向则贬低诺曼征服的历史意义,认为它给英格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英国历史学得到发展之后,这两种倾向分别得到了强化。一些历史学家把英国历史看作是连续的,诺曼征服不过是漫长历史中的一环。英国宪政史名家威廉·斯塔布斯就持有这种观点。这种合理化征服的行为可能带有某种现实的考虑。在英帝国扩张的背景下再看这一观点,人们不禁会产生一定的联想。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英格兰人“生而拥有”的权利,对“诺曼之轭”大加批判。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是极为美好的,在诺曼人把专制制度引入英格兰之后,英格兰人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苦难。假如把这一思维方式与反对专制、强调英格兰人政治上的民族特性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对诺曼征服大加批判了。那么,在这两种叙述传统中寻找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除去让读者更接近1000多年前的那些事件,在这两种叙述传统中找到平衡显然有助于承认这样的一种事实:在诺曼征服之后,诺曼人与英格兰人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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