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文人琴与艺人琴( 三 )


 文人|文人琴与艺人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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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韩愈的这首诗,历史上却产生过争论,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争议是由欧阳修的话引起的,欧阳修认为这首诗不是弹琴诗而是弹琵琶诗。见于苏轼的《琴书杂事》:“‘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此退之《听颖师琴》诗也。欧阳文忠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欧阳公论琴诗》)在这个问题上,苏轼是赞同欧阳修的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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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以此诗问义海,义海回答说:“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接着便对原诗逐句加以解释,指出它不是弹琵琶诗,而正是弹琴诗。他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累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脱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逐一指出韩诗中的各句都分别是对一个特定情境的刻画,或是对一种技法效果的描写,且都是只有琴声才可能具有的妙处,“琵琶格上声乌能尔耶?”他的结论是:“退之深得此趣,未易讥评也。”问者还以苏轼的《听杭僧惟贤琴诗》问义海,义海也回答说:“东坡词气倒山倾海,然未知琴。”接着也同样逐句加以分析:“‘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又特言大小弦声,不及指下之韵。‘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宫角,岂独丝也?”闻者都以义海为知言。(均见《西清诗话》)
对韩诗的两种不同看法,实际上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琴艺观,即文人琴与艺人琴对琴的不同理解。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琴乐本质的看法,即琴乐的本质究竟仅仅是中和还是对自然人生的表现。欧阳修等文人琴家认为琴是中和之音、大雅之器,故而不应有促节繁声的音调出现;义海等艺人琴家则首先理解琴乐为对自然人生的表现,不同的自然事物和不同的人生情境就会有不同节奏的音调出现。琴与琵琶的差别,实际上源自对琴乐本质的不同理解。
(2)对琴乐形态的态度,即琴乐的形式、技法等形态在其音乐表演中居有什么样的地位。以欧、苏为代表的文人琴是认琴乐为修身养性的工具,演奏的效果又全在自己的感受,是自得、自适、自娱、自乐,故对音乐的形态并不多加注意,更不会用心去考辨,认识也就自然粗疏;而以义海为代表的艺人琴家则首先是把琴作为乐器,是演奏乐曲、打动听众的工具,故而必然对音乐的形态特征精心钻研,且有着长期的实践,辨识当然精微。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看出,文人琴与艺人琴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大,对立是多么深。
 文人|文人琴与艺人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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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指出宋代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差异和对立,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根本上不可调和,也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是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它们总是有着各种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基础,虽然有些方面正好相反,却又往往是形成互相需要、互相欣赏、互相补充的必要条件,也是后来(明清时期)走向交流融合的内在动力。即以北宋的这两大琴统而论,它们也存在着互相交流和欣赏的事实。例如欧阳修,他对慧日大师夷中的琴艺早生向往之心,但一直无缘相见。后有幸遇到他的弟子知白,聆听了他的精彩演奏,十分欣赏。还纪诗一首,真实地写出自己长久的心愿终于实现后的欣慰和满足:“吾闻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无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遗音仿佛尚其变,何况之子传其全。”最后还描述了自己听琴时的真实感受:“岂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写此朱丝弦。酒酣耳热神气主,听之为予心萧然。嵩阳山高雪三尺,有客拥鼻吟苦寒。负琴北走乞其赠,持我此句为之先。”(欧阳修《送弹琴僧知白》)这里,作者对琴家的钦佩之情已溢于言表,情真而意切。实际上,北宋文人琴家经常与一些僧人、道士及僧道琴家交往,这其间自然免不了琴艺的交流和互赏。譬如苏轼就与法真等僧人琴家和崔闲等道士琴家来往密切,甚至还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如为《醉翁吟》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