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文人琴与艺人琴(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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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旗鼓相当的琴人群体——文人琴群体和艺人琴群体同时屹立北宋琴坛,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壮景。但一开始,他们就显示并表述了自己独特的琴学理念,形成两股并行且又不无对峙的张力。
 文人|文人琴与艺人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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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琴在其刚出现之时就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琴艺观念,那就是范仲淹的“琴不以艺观”的思想。他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以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范仲淹《与唐处士书》)显然,范所推崇的是上古的、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而反对后世传者的“妙指美声,巧以相尚”,反对将古琴当作“艺”来对待。实际上,范仲淹所反对的这种琴艺,就正是艺人琴,特别是唐代以来的艺人琴。这个观念影响极为深远,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在复述着这个命题,坚持古琴不是乐器、琴乐也不是音乐的观点。欧阳修也主张“琴之为技小矣”,认为只有当技艺表现出“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且“道其堙郁,写其忧思”时,方能称之为“至者”(《送杨置序》)。他的另一首诗:“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愁云阴”(欧阳修《赠无为军弹琴李道士》),表达的亦是文人琴轻声而重意、轻技而重心的思想。无独有偶,他的学生苏轼也有一首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题沈君琴》)同样是轻声而重意,轻技而重心。文人琴对于自己的琴音、琴艺也有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是由范仲淹的前辈琴家崔遵度说出、又由范予以发挥的。范仲淹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某尝游于门下,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思而释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范仲淹《与唐处士书》)
与之不同,艺人琴家则走着一条由技到艺的琴乐道路。在他们的意识中,琴首先是乐器,它要演奏出音乐,其音乐必须是艺术。这是以“艺”待琴。也正因为是艺术,是乐器,故而必然首先解决技巧问题,必然花费大量精力钻研音乐形式的规律。上述几位僧人琴家就是在这些方面一点一滴地做起来的。夷中、知白、义海,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著述,不能直接了解其对形式、技术的观点,但从他们举世公认的高超琴艺,便不难想象他们那刻苦追求、长期磨练的情景,一如义海大师的“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沈括《梦溪笔谈》)的功夫之类。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则全和尚所写的《节奏指法》之类的书中窥其一二,在那里最清楚地记录了艺人琴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和最用心的课题。例如,关于弹奏不同类型曲子(品、调、曲)时应注意的要领,《节奏指法》就作了如下精细的辨析:“凡弹品则全与调子不同,要起伏快。今人弹调子往往如操弄,不知节奏故也。凡弹调子如唱慢曲,常于拍前取气,拍后相接。弹调子者每一句先两声,慢,续作数声,少息,留一声接后句,谓之双起单杀。凡弹操,每句以一字题头,至尽处少息,留两声相接后句,与调子相反。学者若能晓此三事,则品调曲自能分别也。”(据《琴苑要录》)这个工作,文人琴家一般是不会做的。这就是不同。
文人琴与艺人琴的这个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一件琴史上的著名公案见出,那就是对韩愈《听琴诗》的不同理解。
韩愈曾写有《听颖师弹琴》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从这首诗的内容可以看出,颖师是一位典型的艺人琴家,技法娴熟、高超,注重音乐表现的内容,注重音乐的感染力量,而且做得十分成功,诗人已完全被他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