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唐宋文人之酒与家国情怀文人|家国|饮酒|酒文化|情怀|唐宋

“酒文化”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一种文化传承。俗话说高兴时候来一口，失落的时候也可以来一口。亲朋好友相聚多以把酒言欢，更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最爱之一，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唐宋，随之酒文化也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与诗歌文化以及茶文化并列人间正道之三强。
每每谈到古代文人，总有几个绕不开的话题，或是“对酒当歌”；或是“诗歌词赋”；或是“借酒消愁”；或是“流殇曲水”，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酒，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酒是可以给人以灵感，酒仙李白的一生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唐以前的诗人雅士，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几乎没有不言酒的，如曹操的“对酒当歌”，陶渊明的“叙斟已复醉”，王義之更是“醉序兰亭”，而在极盛于唐朝的诗歌当中，无时无刻不是弥漫着沁人心扉的美酒之香。诗仙李白更是有不醉不归之酒仙圣名，饮酒之时挥毫泼墨者不计其数，借助于酒的魅力一鼓作气或者说灵气斗升的佳作可以说是留传千秋万代！
所以笔者认为，唐朝之饮酒之风颇有癫饮狂歌之意味，到了两宋时期，散发着浓郁酒香的诗作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如若无酒宋词也将会失去它那无穷的魅力和灿烂的光彩。不同于唐朝的是，两宋的“饮酒之作”更加悠扬婉转，且没有大唐之豪迈与悲苍，却平添了许多忧伤和悲凉！正如诸多宋词中所描写的那样，已处于浅斟低吟阶段，远不如大唐盛世的广度与层次。
同样是饮酒著歌，唐朝时人们是癫饮狂歌，到了宋朝却为何成为浅斟低吟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则是唐宋文人“饮酒著歌”背后的家国情怀！
“癫饮狂歌”是历史的沉淀与大国之崛起，酒是一个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从周朝开始主要用予祭祀，如称之为“祀兹酒”，发展到后来相聚即开饮，孤身也独酌，期间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变的酒柔和又升华，方有了盛唐酒文化之极盛。这种历史的沉淀是多方面的、多层次以及多个角度的积累。但是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酿酒工艺的发展，它是美酒兴盛的物质基础。二是人们饮酒心态的转变，即饮酒不局限于特定的场合。
早在先秦时期，酒的用途就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两晋时期饮酒著歌则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一种烘托。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饮酒赋诗的场合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酒也渐渐地走进老百姓的家里，为唐宋时期酒文化的盛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发展，到了大唐建元时期，饮酒的场合局限性被彻底打破。但凡是皇帝赐宴，亲朋好友相聚皆有酒局，甚至于“我自独酌”也开始流行，这种饮酒之风的历史沉淀，为唐宋文人与酒的结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众人皆醒我自醉“，无论是东晋王義之也罢，还是唐朝的酒仙李太白也罢，酒对于文化创作的灵感，那是人所共知亦功不可没呀！
唐代诗人，饮酒著歌者众多，其中既有魏晋时期饮酒作诗的灵感，也有对当下情感表露的追求，形成的直接后果则是唐朝诗人“无酒不欢”，也正是因为如此“以酒为号”成为唐代文人雅士的共同特点，以酒自羽或赠号予以他人者遍布文坛。
举例如下：
初唐王绩，自号斗酒学士。
盛唐元结，自号酒氏。
中唐白居易，自号醉饮先生。醉司马等。
晚唐皮日休，自号醉士。
这种饮酒之风下，放浪形骸，癫饮狂歌成为了一种风靡一时大唐景象，豪迈不羁与无限疏狂，在唐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诗仙李白是“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而诗圣杜甫是“酒债寻常行处有”的洒脱。创作绝佳诗句酒是“助推器与金钥匙”。
唐代不仅是民间文人，就连高官厚禄的文学大家也是无比的豪迈与大度潇洒，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唐宰相杜德懋，他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倒醉”之洒脱与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