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王安石变法”仅为富国强兵？他的这一理念曾成为“仁政”的核心唐宋|变革|王安石变法|核心|理念

《宋夏史探知集》主要收入论文或序言36篇，其中宋史10篇、西夏史3篇，回忆前辈的文章8篇，1999年-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15篇。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有三点。

文章插图
《宋夏史探知集》，李华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在20世纪国际宋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直到进入21世纪才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
自2018年《古代文明》发表拙稿《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以来，唐宋史学界许多朋友以为我是“唐宋变革论”的否定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确切地说我不是简单的“否定者”而是“扬弃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至少在两个方面得到国际包括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一是首次打破王朝体系从长时段观察中国古代历史，且对推动国际宋史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二是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分期重要的观察点，唐宋之际发生了从中世纪到前近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诞生了与汉学并峙的“宋学”，对其后六七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广阔的影响。那么为何又要扬弃呢？一是囿于当时提出这个假说的历史背景，用西方发展道路演绎或分期中国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从方法上已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共同扬弃；二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如“贵族政治”、“中国本土”或“江南模式”、“文艺复兴”、“国民主义”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三是从20世纪20年代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到现今已经有近百年了，而进入大陆学界并成为热点也已有二十年了，但是国内的学者对这个假说进行认真反思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贴标签式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尤其是在很多人眼里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这无疑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我强调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期望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对唐宋史研究再出发。
第二，论文集收有一篇《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文章写得不够成熟，但是我近1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一些新思考。
2004年出版《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之后，我总觉得过去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王安石变法的道德评价，不论是从南宋以后至晚清，还是20世纪，都贯穿了是非之争这一主线，二是过多地把王安石变法局限在影响北宋中后期历史功过成败的评判上。当然其所以有这两个局限，主要还是因为传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宋人笔记小说、文集等留下来的资料之使然，当代人修历史、评历史难免不落入盖棺论定、成王败寇的窠臼。我个人以为盖棺论定式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仅停留在重复是非之争、功过成败的讨论这个层次应当是很不够的。所以开阔视野从唐宋历史走向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应是我将来重点思考的问题。就我目前的认识来说，王安石变法至少在四个方面反映了唐朝中叶以来历史转型的轨迹，一是虽然王安石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们所否定，且遭到尖锐地批评和斥责，但是变法派以货币、市场为手段增加工商税收缓解财政支绌的施政理念，不仅在北宋后期得以贯彻执行，而且影响了南宋152年的财经政策，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二是王安石新法控制和稳定社会基层的措施保甲法、免役法从南宋一直沿袭到晚清，保甲法甚至影响到民国的新政，这种历史的契合贯穿了近千年统治者们怎样的治世思想？三是王安石变法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兵，更是一场变革社会的运动，其“赈济贫乏”的理念和实践作为南宋以后至晚清历朝统治阶级集团推行“仁政”的核心，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形式不尽相同；四是北宋后期所确立的科举、教育与经学相结合的选官模式，一直影响到近代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对后期中国历史产生莫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