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在唐代处于低谷状态的文人琴,因为一个著名的文人集团而再行崛起,形成中国文人琴的又一高峰。
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个文人集团所振兴的文人琴,是揉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的思想,再一次宣示了文人琴的独特理念和情趣。
如:范仲淹,是诗人、政治家,曾自谓其学琴“诚不敢助《南薰》之诗,以为天下富寿;庶几宣三乐之情,以美生平”(《与唐处士书》),明显属于道家、禅宗一路的。“范文正公酷嗜琴,而平生所弹只《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诚一堂琴谱·琴谈》)弹琴不以技巧为尚,不以悦人为务,也不以多少为要,而是注重修身理性,自得其趣,正是文人琴的基本观念。正因为此,同为文人琴家的朱长文对范仲淹特别赞赏:“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卷五)文人琴的最有代表性的琴家还是欧阳修,他的许多自述正表现了这一点:“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欧阳修《三琴记》)又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欧阳修《送杨置序》)又有诗云:“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君子笃自信,众人喜随时。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为?寄意伯牙子,何须钟子期。”(欧阳修《夜坐弹二首》)这里所特别强调的自得、自适,无关他人、亦无关形迹的琴艺观念,正是文人琴的。他在另一首诗中还对传说中琴的神秘效果和非凡力量表示怀疑,使琴的品格更趋平易,更近人情:“钟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绝弦谢人世,知音从此无。瓠巴鱼自跃,此事见于书。师旷尝一鼓,群鹤舞空丘。吾恐二三说,其言皆过欤?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鸟与鱼?”(欧阳修《夜坐弹二首》)文人琴重在自娱,故而对那些十分夸张地描写琴的影响力的做法,自然会持怀疑的态度。
与此同时,艺人琴在北宋也涌现出一批琴家,占据着宋代琴坛的另一半江山。稍微不同的是,北宋的艺人琴,主要是由一批僧人琴家充当的,其主要代表有:朱文济、夷中、知白、义海、则全和尚等。朱文济是太宗时朝廷琴待诏,“性冲淡,不好荣利,唯以丝桐自娱,而风骨清秀,若神仙中人”(卷五);以琴名于当世,被称为“鼓琴为天下第一”(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朱文济不是僧人,但他所传著名弟子几乎都是僧人,成为北宋琴坛一道别致的风景。朱文济所传的琴僧是慧日大师夷中,夷中又传知白和义海,义海又传则全和尚,则全又传僧照旷。其中知白、义海和则全最为著名。欧阳修曾写有听知白弹琴诗,诗中有介绍其琴艺的诗句:“遗音仿佛尚其变,何况之子传其全。孤禽晓惊秋夜露,空涧夜落春嵓泉。……岂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写此朱丝弦。酒酣耳热神气主,听之为予心萧然。”(《送弹琴僧知白》)关于义海,沈括《梦溪笔谈》记云:“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补笔谈·故事》)则全和尚则对义海的琴论加以发挥,撰有《则全和尚节奏指法》,对演奏艺术作了独到的探讨。这几位琴家虽为僧人,但从其高超的演奏效果、刻苦的钻研精神和精细的技法追求等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专攻琴艺的艺人琴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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