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徐龙国：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 七 ) 钱币|君王皇帝

除了纪年钱范外，相家巷还有大量没有纪年的带“工”字钱范。据党顺民、吴镇烽的研究，这些钱范应是宣帝之前的遗物。他们认为， “巧”、“工可”、“工一”及无记号的范模上,“五铢”钱模的“五”字书写交笔直而微曲。宣帝“本始三年、四年、五年”范模上,“五铢”钱模“五”字书体交笔弯曲，呈炮弹形。“工可”、“工一”、“工四”、“第二工”、“大”、“甲”等铭文范模，早于宣帝年号，工匠也是宣帝以前制范工匠。姜宝莲、秦建明也认为，武帝时期的陶范模上目前还没有发现年号，但有些范模上面带“官一”、“官二”、“官三”、“巧一”、“巧二”铭文，应是汉武帝时期的范模。
现在发现最早的纪年范是昭帝元凤元年。从元鼎四年至元凤元年，有33年的时间，即使从太初元年算起，也有24年的时间，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上述没有纪年，但有“工”、“巧”、“可”等铭文的钱范，很可能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从建章宫及相家巷遗址均有“巧”、“工”、“可”铭文的范模看，二者铸造技术及铭文风格都是一致的。
在相家巷铸钱遗址发现两块子母砖，与其他五铢钱范混在一起，其上各刻有一个“巧”字，是在砖坯未干时刻写上的，然后烧成带字的成品砖。这也是笔者推测相家巷遗址为技巧官铸钱作坊一个有力的证据。
但是，相家巷与高低堡遗址相比，有些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如相家巷遗址“巧”字范模减少， “工”、“可”字范模增多，而且“工”可分“工一”、“工二”、“工可”、“工野”等。而高低堡遗址“工”、“可”字范模较少，当然这与发现范模的数量也有很大关系。
总之，相家巷遗址应该是技巧官新迁之地，承担起原技巧官铸钱职责，从太初元年一直到西汉末年。之所以迁至此地，首先因为相家巷是西汉官营手工业中心，在此发现很多烧制车马器及着衣陶俑的窑址，具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其次，其位置靠近渭河，在原料运输及用水方面极为便利；再次，手工业区外有围墙相隔，既安全，又便于管理。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官一”、“官二”五铢钱范模，传出于相家巷遗址，现在看来，很可能出自兆伦村锺官遗址。正如姜宝莲、秦建明所言， “官”字范模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以往发掘中亦未见到过，是否出于相家巷遗址值得怀疑。姜宝莲曾专门撰文，认为“官”字范模属于汉武帝时期锺官所出。从“官一”、“官二”钱范观察，其上钱模“五铢”的“五”字交笔稍直，显示汉武帝时期五铢的风格，是早期锺官铸钱的陶范。其中一块陶范模，钱模上有四决纹，四决纹钱铸于锺官铸五铢钱早期。遗憾的是，虽然兆伦村遗址发现不少王莽时期带“锺官前官”铭文的陶范模，却一直没有发现“官一”、“官二”铭文的范模；而在相家巷发现的几千块带铭文的范模中，也没有一块带“官”字铭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兆伦村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两件五铢钱陶范模，一件带“地节四年三月”铭文，一块带“官”字铭文，还发现一枚“锺官火丞”封泥及一块带“官”字戳印的西汉长条砖，这些发现弥补了以往的遗憾，说明“官”字铭文的范模的确出于兆伦村锺官遗址。
关于六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其所在地在何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上林三官中的锺官、技巧官铸钱作坊分别确定在兆伦村、高低堡及相家巷遗址。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只有一地可能为六厩铸钱作坊所在，那就是窝头寨遗址。
窝头寨遗址位于上林苑内，有出土的西汉“上林”、“上林农官”等文字瓦当为证。窝头寨遗址发现大量的西汉五铢钱范，虽然大多为背范，范模较少，但从中也能看出其大致的铸钱时间。这里发现的范模，有4列钱模的，也有6列钱模的。其中一块4列钱模的范模上， “五”字交笔较直，穿下有半星，具有汉武帝初铸五铢时的钱模特征。一块6列钱模的范模上， “五”字交笔缓曲，有宣帝时期的“元凤”纪年。近年考古发掘还出土一块宣帝“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的范模。由此可以肯定，至少从武帝至宣帝时期，这里都在铸造五铢钱，而这个时期正是三官铸钱的鼎盛时期，在“专令三官铸钱”的大背景下，中央垄断了货币铸造权，不允许其他机构或郡国铸造，位于上林苑内的窝头寨遗址，一定是一处上林三官的铸钱工场。在锺官、技巧官均已确定的前提下，窝头寨遗址很可能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当然，现在还没有铁证，在四个铸钱遗址中，窝头寨遗址资料最为单薄，期待今后考古工作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