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米尔斯海默:我们当初对中国太好,现在自食其果( 三 )


除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 , 美国还应该严格控制美国尖端技术的出口 。 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个十年的初期会尤其有效 , 当时中国公司主要是复制西方技术 , 而不是自己创新;拒绝中国获得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几乎肯定会减缓其经济发展 。
但华盛顿让技术不受限制地流动 , 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关键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 。 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壁垒的错误 , 在1990年投资规模还很小 , 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增长 。
如果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强硬态度 , 中国肯定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 。 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
美国不仅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术 , 而且还拥有多种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 作为限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 , 华盛顿本可以集结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盟友 , 提醒他们强大的中国将对其构成生存威胁 。
鉴于其市场改革和潜在的大国力量 , 尽管美国采取这些政策中国仍会崛起 , 但它会在更晚的时候成为一个强国 。 而当这一幕实现时 , 它仍将明显弱于美国 , 因此无法谋求地区霸权 。
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 相对而非绝对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 现实主义的逻辑表明 , 美国决策者应该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努力 , 与维持(最好是加强)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结合起来 。
美国政府本可以在研发上投入巨资 , 为保持美国掌握尖端技术所需的不懈创新提供资金 。 它本可以积极阻止制造商转移到海外 , 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保护其经济免受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 但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 。
美国的幻想
鉴于1990年代华盛顿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必胜”的观念 , 现实主义思想几乎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 相反 , 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 , 通过传播“民主” , 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 , 以及加强国际机构 , 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 。
这种逻辑应用于中国时 , 定下了一种接触政策 , 即美国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 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 。 最终 , 人们认为 , 中国甚至会成长为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和负责任的全球行动者 。 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主义不同 , “接触”政策乐见中国增长 。
对于这样一个冒险的“接触”政策 , 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是超乎寻常的 , 跨越了四届政府 。 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就致力于与中国接触 。 在政治风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 布什辩称 , 美中“商业往来(已)在本质上导致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追求” , 并且经济激励使民主化“不可阻挡”。 两年后 , 当他因更新中国最惠国地位而受到批评时 , 他为接触政策辩护 , 声称这将“有助于为民主变革创造氛围” 。
比尔·克林顿批评布什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溺爱”中国 , 并在进入白宫后试图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 。 但他很快改变了方向 , 在1994年宣布美国应该“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 , 这将有助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 不仅在经济上不断发展 , 而且在政治上不断成熟 , 以便保护人权” 。
1992年第三场总统选举辩论 ,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克林顿率先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 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 。 “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会有更大的开放和自由 , ”他在2000年坚持说 , “你应该支持这个协议 。 ”
乔治·W·布什也支持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圈 , 作为总统候选人承诺“与中国的贸易将促进自由” 。 在上任的第一年 , 他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地位的公告 , 并为引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最后一步 。
奥巴马政府更是如此 。 “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 , 我的目标一直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接触 , 管理我们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合作机会 , ”奥巴马在2015年表示 , “而且我一再说过 ,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 。 ”
有人可能认为 ,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公布的“转向亚洲”政策代表着从接触向遏制的转变 , 但这是错误的 。 她是一位坚定的接触支持者 , 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为“转向亚洲”给出了些理由 , 其中充满了关于开放市场优点的自由主义言论 。 “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 ”她写道 。 此外 , 除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外 , 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来实施严肃的遏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