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听书|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五 ) 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达斡尔、鄂温克两族与鄂伦春、毕喇尔人之间的安达互助关系由来已久。康熙四十三年(1704) ，理藩院的一份公文内称，毕喇尔哈萨奇、穆鲁苏当阿两个群落之人众，自顺治末归附后，朝廷就“每年使这两个聚落之人，将彼等之贡貂交与给其粮食、马匹之达呼尔等献纳。 ”③雍正九年，布特哈总管杜喇都曾说:“鄂伦春十二牛录之人，全然不知种地诸事。先前招抚此辈之际，俱兼辖于索伦、达呼尔之六个扎兰，使其互为安达。每年送伊等(鄂伦春)食米，以其猎获物相易。 ”④由上述材料推断，两族与鄂伦春、毕喇尔人之间的安达互助关系，应该早在黑龙江流域之时就已存在。而在鄂伦春、毕喇尔归顺清政府之后，因其散处山林狩猎，难以直接监管，朝廷便又将这种旧有的安达关系制度化，规定某个鄂伦春牛录、毕喇尔群落，专隶于某个扎兰，固定同某一部分达斡尔、鄂温克人互换产品，而鄂伦春、毕喇尔比丁、收纳貂皮、颁发赏赐等事务，交给与其存在安达关系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员来办理。这就是后世有关鄂伦春族历史的论著中常会谈到的“官方安达”的来历。以往学者一般认为，是朝廷任命“官方安达”在先，而“官方安达”又借机同鄂伦春人众贸易。［1］但实际上，情况却恰恰相反，因达斡尔、鄂温克两族与鄂伦春、毕喇尔之间早就有密切的互助交换关系，所以朝廷才会让他们来协助管理鄂伦春、毕喇尔人众。
在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人与鄂伦春、毕喇尔的安达之间，通常于每年的春季，赴双方约定的地点交换物品。前者所提供的主要是自产的粮食、马匹、鞍具以及内地的布匹、食盐、弓箭等商品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双方常将自己的赴约交易行为，称作“送米”、“取米” 。康熙三十四年，鄂伦春佐领明阿图在向副都统衔玛布岱汇报其牛录下拜都一家五口外逃之事时说:“其冬天未来我们取达呼尔米之约定处。 ”①康熙三十六年，达斡尔佐领苏雅勒图在向布特哈总管喀拜等汇报，其在鄂伦春巴哈勒塔牛录内发现俄罗斯逃人。苏雅勒图说，自己是“三月初二日去给鄂伦春送米之时”得知此事的。 ②这种“取”、“送”的称谓，表明安达间互助式的交易活动在当时是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着的。前举事例中提到的达斡尔佐领苏雅勒图应当就是“官方安达” 。他既运送米粮与鄂伦春人交易，同时又负有向官府查报鄂伦春人现况的职责。以往学者多认为，最初“官方安达”独占着与鄂伦春人交易的权力，直到晚清被朝廷废除后，才出现了“私人安达” 。［2］53但从清代前期的档案材料来看，当时与鄂伦春、毕喇尔人间的交易关系，却绝不仅仅限于“官方安达” 。康熙三十八年增修《一统志》时，将军萨布素曾要求布特哈总管向属人查问精奇哩江、牛满河的源头位置及流向。在其咨文中，他这样写到:“既布特哈佐领额奇特依、布尔赛及此两牛录之人，每年去精奇哩江、牛满河送米，捕貂行走，则此两江之源，额齐特依、布尔赛及此二牛录之人必知之甚明。 ”③由这段材料来看，当时达斡尔额奇特依牛录、鄂温克布尔赛牛录，不仅仅是佐领本人，其管下的人丁，也多与精奇哩江、牛满河处的毕喇尔人存在着安达互助关系，定期为其提供粮食。即使是已编入到各城驻防八旗中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兵，也多有与鄂伦春、毕喇尔人交易之人。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 ，将军衙门即曾因瑷珲城兵丁托言哨鹿打牲，潜赴鄂伦春、奇勒尔人处换取貂皮，而命令该城副都统查禁此类行径。［3］551
上述诸族间结成的这种产品交换关系相当稳固，甚至于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严禁边民越界的情况下，布特哈达斡尔牲丁与俄境内鄂温克人之间的安达交易也仍是在隐秘地进行着。康熙三十一年二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曾向布特哈地区宣布禁令，称:“恐以是亲戚为言，前往在俄罗斯处之哈当阿等索伦处，逾越御定疆境，渡额尔古讷，偷往贸易之人，将以重律治罪。 ”④这一禁令本身就证明了当时达斡尔人跨境与俄属鄂温克人交易的行为是较常见的。而且，在这一禁令宣示之后，达斡尔牲丁与俄境内鄂温克人之间的安达交易也并没有立即终止。康熙三十三年副都统衔玛布岱查获了一起跨境贸易案件。案犯达斡尔貂丁伯辖乌勒供称:“我二月二十八日前往海拉尔河、根河等处捕猎猞猁狲。去年与佐领多尼一起去时，于俄罗斯所属索伦博廓依处，留下绸一匹、布二十匹、辔鞧一双而回。我既去打猞猁狲，已至近处，欲乘便前往取价。因之得了妇人一名、马两匹。 ”⑤达斡尔人将从汉商处买得的内地纺织品以及自己制造的辔鞧鞍具等手工业品，先送给俄属鄂温克人使用，至次年再去指定地点取偿，这种交易形式，虽然已有买卖关系的色彩，但其应是由两者间长期存在的安达互助关系脱胎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