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听书|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三 ) 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至乾隆年间，黑龙江诸城商品市场依然在持续发展之中。乾隆六年(1741)四月十六日戌时，齐齐哈尔城南门外大火。在奏报火灾损失时，将军博第曾提到，城南共有“商人之铺房”(满文hūdaiurseipuseliboo)335间被焚毁。 ①仅从此被毁铺房的数量，就足以说明当时该城商品交易市场的规模应是很庞大的。这一时期黑龙江驻防城镇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可从各城税收的增减情况判知。乾隆二十九年(1764) ，将军富僧阿在奏请开征猪羊交易税时曾估算，前此齐齐哈尔城牛马交易税银每年可在三百至五百两之间，黑龙江城、墨尔根城也要达九十至一百七八十两。 ②而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 ，相关的征收数额却仅仅是:齐齐哈尔城70两7钱5分、墨尔根城33两7钱2分9厘、瑷珲城14两8钱7分。 ③两相比较，在这六十余年时间，黑龙江诸城商品交易市场的长足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在清代前期，无论是城镇中的达斡尔、鄂温克驻防官兵，还是布特哈地方的两族打牲人丁，都与汉族商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将军萨布素给刑部的一份咨文内提到，上年十二月曾有通州民人李阳寅，与沧州民人张二、崔二、天津卫民人刘大等结伙来达斡尔地方贸易。 ④是例表明，早在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处设立驻防八旗之前，就早已有直隶等地的汉族商人，结队贩运物资，直接来达斡尔人居地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将军萨布素曾命令站官杜尔岱说:“贫穷之索伦人等因好酒，买饮不止。为此，本处现已将买酒卖酒全部严行禁止。从乌拉及蒙古处前来贸易之人，既然皆经尔所辖各站前来，著于此后，除酒外，带其他各种货物前来之人，仍准其照常前来，唯卖酒来者，不许发往我处，饬其返回。 ”⑤由这段材料可知，在康熙二十九年以前，乌拉、扎萨克蒙古旗两处就已经是内地汉商来黑龙江各处进行贸易的主要通路，酒等大量内地商品由这两个方向被贩运到达斡尔、鄂温克两族那里。
驻防诸城建立之初，城内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兵就已经常赴汉商开设的店铺中采购物品。康熙三十年八月，墨尔根城鄂温克兵布勒特赫德依为其奴仆袭杀，而此案就发生在汉军总管刘召奇的店铺中。案发时，死者因要买锅和盐，正在与看铺人乌勒喜商议价钱。 ⑥他们还经常向内地来的商人出租房屋，以供其居住开铺。康熙三十三年(1694)齐齐哈尔城查禁烧酒，总共抓获酒贩18名，其中有陈三、柏广裕、杜忠、杨天礼、王子明、姚三槐、任明辉、张华、桂永廉等9名是来自山西的汉族民人。这些人所租住的房屋全都是本城达斡尔兵丁的，出租者分别是披甲人布拉里、哈库岱、阿布尼、喀喇、爱扈、讷热黑、莽色、韬赉、阿兰岱。 ⑦布特哈处的达斡尔、鄂温克人众也经常会来驻防城镇与开铺的汉商交易。康熙四十年(1701) ，黑龙江将军沙纳海曾发给布特哈总管一份咨文要求禁止两族妇人出入店肆，内中讲到:“今观不肖之妇于铺子处行走，入铺房内坐者甚多。 ”⑧可见，当时的布特哈处的达斡尔、鄂温克人众，即便是妇女也经常会来到驻防城镇，进出商铺店肆，采购各种物品，进行消费娱乐。
汉商不仅在驻防城镇的商铺与达斡尔、鄂温克人交易，还时常直接到两族乡间的村屯聚落处进行交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瑷珲城镶白旗汉军领催李武的雇工侯招子，在下屯贩货收账时，为欠债之人李五诱杀。李五被捕后，官府所起获的赃物有:火镰22个、皮条51根、戒指21个、戥子1个、剪子1把、帽缨1个、带桄子绒线5钱、小刷子6个、纽子1包、布2匹、绒7两、绒线8两、手巾6块、烟袋6个、绒带3条、捻子8根、彩带9条、珠儿线1两4钱。 ①本案中的被害人侯招子，是一个典型的走村窜户的货郎小贩，他所携带的货物全为日用杂货;而凶手李五则是达斡尔人额尔德尼的奴仆。显然当时侯招子就是来达斡尔人居住的村屯贩卖货物的。汉商在两族乡间的活动范围比较广。康熙三十七年博尔德城守尉官保的一份公文就提到，在讷谟尔河上游，距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城市最远的达斡尔村屯纳彦、温察尔一带，也仍然是“商人等常至” 。 ②汉商与达斡尔、鄂温克人之间最重要的商贸活动，是逐年定期在两族的村屯、牧地处进行的皮张收购交易。在乾隆二十九年的一份奏折中，将军富僧阿曾言:“布特哈人等所居之村屯、牧地处，商民每年带去货物，斟酌赊给彼等，而于春冬两季之时，除将布特哈人等捕得之猞猁狲、灰鼠、狼、狐狸、堪达罕、貉子等各类皮毛折价收取外，着实不能保其无有于选贡貂之前偷将好貂皮折价交互收受买卖之事。 ”③从这段话来看，向汉商提供贵重毛皮，以换取所需的各种内地商品，在当时布特哈处的达斡尔、鄂温克人中间应已是极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