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听书|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四 ) 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

除了在本地与汉族商人交易外，达斡尔、鄂温克人因事赴京时，也时常会与该处的汉族商人进行交易。清代布特哈处的达斡尔、鄂温克人丁，每人每年需向朝廷缴纳貂皮一张。所有皮张收齐之后，众牛录需各出官员、牲丁若干，组成押运队伍，由布特哈总管带领，统一前往京城朝贡。每次朝贡之时，待貂皮验收完毕之后，朝廷都会给两族的进京人员一段时间，供其在京城贸易。他们在京城出售的是各种珍贵毛皮，所购买的则主要是弓、箭、撒袋、水牛角、腰刀等物。这些物品是被达斡尔、鄂温克两族的牲丁们当作狩猎的工具来使用的。每年他们在京城购买的上述物资，其数额是相当之大的。仅康熙三十八年(1699)一次，就有弓700张、水牛角398对、撒袋630张、梅针箭1000枝、把箭10800枝、腰刀10把。按照后来总管汇报给将军衙门的统计数据，是年布特哈的朝贡队伍共为121人，其中购买上述物资者共计83人，平均下来，他们每人至少要购买八九张弓，七八副撒袋，近五对水牛角，一百四十二支箭。这显然超过了朝贡者自身所需要的数额，其剩余的部分应当是要带回卖给本地的其他牲丁的。从档案中的详细数据来看，他们在购进这些装备时有选择性的。领催昂吉勒察等7人只买了6张弓，但购进的撒袋却有30副之多。牲丁巴尔吉图等人买弓多达40张，而撒袋却又只买了20副。牲丁多木吉等6人购买了大量的牛角、撒袋、箭支，但是却连一张弓也没买。 ④显然，这些人是在有意识地根据自身或售卖对象的使用需求来采购的。这充分说明，其所采购的各种物资，在性质上是属于商品，是要带回贩售给其它牲丁而牟利的。
二、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及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联系
在与汉族间的商业往来全面发展的同时，达斡尔、鄂温克两族与周边蒙古、鄂伦春等族间旧有的贸易交换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新特点。此外，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两国划界通商之后，达斡尔、鄂温克两族与境外俄罗斯人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经济联系。
1．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族间的“安达贸易”
早在黑龙江流域之时，鄂温克人与达斡尔人就开始以某种互济互助的形式来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鄂温克人主营游牧，多不生产粮食，而达斡尔人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相对缺少畜产品、猎产品，二者间天然地存在着彼此交换的需要。当时，两族内的个体劳动者交结为安达(anda) ，以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为依托，通过无偿、无条件的馈赠和互助来共享彼此的劳动成果。康熙四十六年(1707) ，自喀尔喀蒙古投来的达斡尔人奇雅尔巴哈，在向官府解释其所以流落他乡的原因时，曾讲到:“我父哈尼雅岱在黑龙江之时，荒年去了索伦安达塔奇尔处留住。罗刹变乱之际，我父哈尼雅岱因不能来与兄弟会合，故曾投依阿海岱青之锡尔巴额尔可台吉。 ”①由这段话来看，两族间的这种安达互助关系，在清初沙俄殖民者来袭之前，就已颇为常见。南迁嫩江流域之后，基于经济成份上的互补，此类交换关系不仅在达斡尔人与鄂温克人之间仍很常见，在两族与专营狩猎的鄂伦春、毕喇尔人之间也得以广泛地建立起来。
南迁编设旗佐之后，随着私有制的快速发展，达斡尔、鄂温克两族间旧有的这种互助经济关系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双方安达对于彼此利益得失的考虑开始变得愈来愈重。康熙四十年，雅鲁阿巴的休致鄂温克佐领巴尔海曾对总管等说，齐齐哈尔城镶红旗达斡尔人珠勒布雷的父亲尼克锡乌勒曾是安达。尼克锡乌勒死后，珠勒布雷因穷困而流浪。巴尔海之父锡尔哈因珠勒布雷是安达的儿子，为其娶妻，并赠给奴仆、马匹、耕牛，使其重建家业。而作为回报，珠勒布雷则与锡尔哈一家分享所种得的粮食，并为他们喂养羸弱的马匹。而在珠勒布雷死后，因无嗣其家产要转交族人继承时，巴尔海立即提出将原赠给珠勒布雷的五名家生子(即奴仆的子女)全部收回。 ②这一案例中，锡尔哈家对于珠勒布雷施的援助，归根到底还是功利性的，其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与原安达间的产品交换关系，以得到稳定而可靠的粮食和饲料补给。而对于其所赠予财产的所有权，锡尔哈家也是有所保留的。一旦安达关系不能维系，其仍有权将原给财产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