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上海最有腔调的社区，原来在这( 二 ) 工人|解放日报

写论文期间，杨辰拜访过汪定曾。从汪定曾那里，杨辰得知，新村的一切物事都是经过严格讨论的。他所租住的12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为一整户人家设计的。人均4平方米的标准，是根据材料造价与战后的经济状况综合确定的，但也偶有浮动， “经济好就涨一点，差就降一点” 。
与早先工人居住的“滚地龙”和破敝的茅屋、草棚相比，新村的住宅环境显然有了巨大的提升。搬入的1002户工人家庭为此欣喜不已。自来水、抽水马桶是他们从未想象的东西，就算在当时的市中心，这也是稀罕物。年岁尚小的孩子们围在这些新事物边上，蹦跳、拥抱与欢呼。而在大人们眼中，红地板、绿窗框、白墙面，再配上几件像样的家具，似乎就意味着与过往单调的日子作别。老一辈居民在接受杨辰的访谈时说：“心里那个喜欢啊，当时连钉子都舍不得往墙上钉。 ”
曾来参观的波兰建筑师眼见曹杨“树绿、墙白、灯亮、路平” ，发出连连赞叹。 /@美好曹杨
但并不是每个工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想入住“工人新村” ，要经过层层筛选。在评比、公示与座谈结束后，入选者在胸前别上大红花，坐着单位组织的车辆，在敲锣打鼓声中成为新村的一分子。
这些颇有仪式感的环节，让居民们渐渐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杨辰觉得，几乎所有住房都会起到类似的塑造身份的作用。对工人们来说，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居住环境，也加速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潜意识中的道德约束，也使得邻居们关系密切、互帮互助。一时间，曹杨新村堪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
这也促进了他们在厂内的表现，大多数人觉得，必须有更积极的工作态度，才能回报国家和单位的信任。他们将此牢记于心。即使后来新村变得有些衰败，他们依然认为，不必去奢求什么，因为国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住宅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展示成果，向国内外开放。杨辰所著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书中的数据显示，从1955年到1990年代，曹杨新村共计接待了155个国家和地区的7209批外宾，为此，街道还设置了“外事办公室” 。直到现在，街道依然保持着邀请外国人“做一天曹杨人”的活动。
当年，曹杨新村居民欢迎外宾前来参观。 /IC
失落
相比于父辈，在新村成长起来的“工人二代”对这里的情感则复杂得多。光鲜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种最不牢靠的财富。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把工人身份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符号承袭了下来。但他们的生命轨迹，与上一代有着云泥之别。
第二代居民的经历与村子的发展并无太多关联。他们当中，更多的人伴随着时代而沉浮。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出现在他们生命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在面对那些不确定时，他们只能在困苦中感受着迷惘与无力。杨辰在书中写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是工人阶级的父辈在十多年前还是社会的主人，而今他们却被迫要放弃这个身份。 ”当光环退去，旧时的美好也在这代人心里变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
曹杨环浜之上的红桥，一对夫妻骑车去看电影。 /《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创硕
辗转各地回到上海之后，他们猛然发现，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此时主导社会的不再是“平均主义” ，而找一份收支相抵的活计也成了奢望。单位制的解体和工作岗位的匮乏，倒逼着“工人二代”不得已回归社区。他们心里很清楚，除了这间屋子，自己名下已没有什么称得上是“资本”的东西了。
于是，许多可预见的冲突围绕着住房展开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但在曹杨新村，这话应该反过来讲，不幸的家庭实在太相像了。杨辰在调研时听过很多雷同的故事。
故事的内核大多直指婚育问题。对于新村里的适龄男性而言，找一个心仪的女孩组建家庭，像一场赌局。他们的账户上凑不出足够的钱去买价格高昂的婚房，所以，谈恋爱时，他们会提前和女方讲明这件事——婚后和父母合住在12平方米的“模范工人”住宅中。赌赢了，他们就抱得美人归。但结局总在旁观者的意料之中：他们往往铩羽而归。时代变了，比起虚掷的名誉，人们更在乎的，是住得是否体面、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