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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7日 , 上海 , 曹杨一村正在进行成套改造项目 。 /沈煜
房屋既有商品属性 , 也有社会福利性 , 一个健康的社会里 , 人生不能只是为了一套房 。
杨辰第一次踏入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的时候 , 发觉这里与他想象中的样子有很大差别 。 村内的住房外观简洁 , 大多是砖木结构 。 与不远处高耸的现代居民楼迥然不同的是 , 这儿的房子只有两三层高 , 它们连成一排 , 每排的间距很远 , 因此显得规整而干净 。 从地图上看 , 曹杨新村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 , 均匀地铺展在苏州河支流的边沿 。
小区有一个正门和数不清的小门 , 任何一个都没有门禁 , 在外人眼中 , 这彰显着开放与自由 。 而来往的居住者 , 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 。 他们之中 , 有开早餐铺的小老板 , 有去公园锻炼的中年人 , 也有聚集在阳光下谈论家常或国事的老人 。 以现在的视角去看这样的住宅区 , 无论是谁 , 大概都会冒出和杨辰一样的想法:“这里有点儿像花园洋房 , 像个独立的小世界 , 很宜居 。 ”
但住到小区里 , 这样的想法顷刻之间就会消失 。 每户可使用的面积大概12平方米 , 局促的空间既要当卧室 , 又要当客厅 。 而卫生间、洗澡间以及厨房 , 要与左邻右舍共用 。 对于独居者来说 , 这样的环境远算不上舒适 , 更不消说那些两三代都生活在此的家庭了 。
2021年9月7日 , 曹杨新村公共空间里 , 老人们在合唱 。 / 沈煜
彼时的杨辰正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专业 , 作为该领域的学生 , 他对曹杨新村并不陌生 。 课堂上 , 这里是被反复拿出来述说的案例 , 只不过 , 它的称谓往往是“工人新村” 。 但凡认真听过几节课的人 , 都能随口说出这个住宅区的深远意义 。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工人建造的第一个集体住宅区” , 同时也是“日后国内社区建设的样板” 。
2002年 , 杨辰开始关注这样的社区 。 2008年左右 , 他深入曹杨新村 , 着手进行调研、访谈 , 并撰写论文 。 2010年 , 他到曹杨新村租住 , 那些原本抽象的定义在他的感官世界里 , 逐渐变得鲜活和复杂 。
荣光
1952年6月26日的《解放日报》这样描述工人们搬入新村的情景:“昨晨 , 曹杨新村的大门上挂起了大红灯笼 , 门楣上写道‘欢迎生产先进者迁入曹杨新村’ 。 悦耳的歌声不断地播唱着 , 迎接各厂工人的来临 。 ”
新中国成立不久 , 为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承诺 , 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工人新村建设计划 。 《解放日报》提及的 , 正是第一个试点项目 。 其选址颇为考究 , 政府专门抽调了一个小组 , 在两个月的密集踏勘与讨论后 , 最终决定将其安置在曹杨地区 。
选中曹杨 , 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环境优良 , “地势平坦、足够开阔 , 可以满足未来大规模的新村建设”;另一方面 , 则是因为这里靠近沪西工业区 , 在纾解市区人口压力的同时 , 又方便工人上下班 。 为此 , 政府开设了公交专线 。 现在的63路车 , 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 在曹杨新村 , 住房的商业属性近乎零 , 它更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配套设施 。
上海市中心与曹杨六村 , 呈现了两个时代两种价值的对照 。 /金宇澄手绘
新村的规划 , 由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汪定曾主持设计 。 受欧美建筑思潮影响 , 他将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邻里单元”理念融入其中 。 在这个空间里 , 人们在联排的房子中同吃、同住、同劳动 , 通过这种组织形式 , 既抵抗工业对人的异化 , 同时也试图探索一种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 。 在杨辰看来 , 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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