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获取汉文写经之过程研究( 四 ) 英國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

关于斯坦因于1914年4月1日、4月2日在敦煌县城两次购买写经的经过，他在《亚洲服地》中说明如下：“在敦煌，某个隐名埋姓的中国好心人很快就出现了。他带着相当大的一包写本卷子，这些写本卷子也出自同一地点，他急于要将这批写本卷子卖掉。鉴于非常微薄的酬金就能导致他后来带着更多的写本卷子再次出现，我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地市场上，这类东西根本不算是什么稀罕物。 ”[4]355这段文字确证，两次向斯坦因兜售写经的人，是同一匿名人。
当斯坦因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王圆禄已先期返回莫高窟，等待着斯坦因的到访。 1914年4月2日，斯坦因在敦煌县城买下25个卷子后，于当日下午赶到莫高窟，王圆禄在下寺的新客厅里欢迎了他。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王道士在他建造的那座宽敞客厅和庙堂中，欢快地接待了我。那客厅和庙堂，正对着因出写本而闻名遐迩的那个庙堂——据他声称，他是用我赠送的礼金建造的。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那些活动的迹象，随处都可看到。譬如马厩、庭院、砖窑等等，所有这些都摆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能吸引新来客的注意力。摸着黑，继续走到我从前的老宿营地。我发现，和尚的住所大为改善，这显然可以证明，该遗址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傍晚7时30分，骆驼队出现在眼前。长时间地等待着帐篷在老果树下支起。晚上11时30分，才得以就寝。 ”{2}王圆禄在接待斯坦因的过程中，将他记录斯坦因1907年历次“捐款”的账簿拿出来让斯坦因过目，暗示他可用同样的方式，再将一些写经賣给斯坦因[4]357 。
四
斯坦因在抵达莫高窟的次日，即1914年4月3日，一大早就要求李师爷前去与王圆禄交涉，让王圆禄出示写本。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说：“李氏（灼华）已做好了与王道士打交道的思想准备，其准备之充分，比我预料得要好一些。蒋氏（孝琬）显然不曾如此过分地谨小慎微过。 ”{3}当日上午8时至午后1时，斯坦因再访了莫高窟的主要洞窟，打算要剥离一部分壁画。但斯坦因随后要与王圆禄讨论剥离莫高窟壁画、购买藏经洞写经的具体事情时，李师爷却不知所踪。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吃过午饭后，又去不断地缠绕王氏。李氏潜逃而去，还带走了王氏作为欢迎礼物而拿来的果物等等。 ”{4}没有李师爷的帮助，斯坦因只好单独用蹩脚的汉语与王圆禄进行讨论。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将两箱子写经搬入其中，供斯坦因检查，其总数达50捆左右。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关于窟寺的壁画，以及剩余的写本，与王氏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将两只大箱子搬入他的贮藏室中，里面塞满了大量的‘经’ ，其数量大致相当于50个旧的捆子。这批写本主要都是些佛教典籍，所有的卷子看上去显然都被打开过。尽管王氏声称，有用婆罗谜文等文字写成的东西，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这点可怜的残余物，都是从粗率的处理过程中搜集并抢救出来的。疑问：道士将会接受我的估价吗？”{5}关于王圆禄向斯坦因出示两箱写经的事情，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记录说：“他此时给我拿出了两只大箱子，里面塞满了保存完好的写本卷子。这些写本卷子书法工整，纸质优良。我立即认识到，我得以快速检查的一些样本，皆属于王道士在1907年由于半宗教方面的顾忌而最终不愿放弃的那一大批宗教典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典籍，属于唐代。 ”[4]358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属他曾于1907年检查过的唐代佛经，说明它们是真品。
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记录说：“毋庸置疑，这些漂亮的经，全都曾经过伯希和教授的手……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挑选品中，囊括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非汉文典籍遗物以及汉文典籍中那些可立即看出具有特殊价值的写本。因此，我理所当然地不会指望从王道士小心贮存下来做‘留窝蛋’的那些材料当中发现任何非常重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似乎仍非常有必要保护那些仍被王道士朝不保夕地保管着的任何汉文文书，以免它们遭受进一步损失和散落的危险，并使它们将来得以在西方受到必要的研究。 ”[4]358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系伯希和挑剩的物品，也说明它们是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