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获取汉文写经之过程研究英國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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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 ， 1862—1943）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手中骗购藏经洞出土汉文文献9000件左右，包括约3000件完整卷子和近6000件写本残片[1] ，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1913—1916），于1914年再访敦煌莫高窟，又从王圆禄手中购获570件汉文写经，再加上沿途零星所购数十件写经，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重要补充部分。
关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文献的来历，笔者已在《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2]、《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3]等文章中，根据档案资料披露过详情细节。而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写经的来历，迄今为止学术界只能依靠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服地》[4]中的叙述，尚无人根据档案资料加以研究。在此，笔者试根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档案资料，对斯坦因于1914年获取600多件敦煌写经的全过程进行初步探索，以弥补《亚洲服地》的不足。
一
斯坦因于1907年在莫高窟考古期间，曾打算从王圆禄手中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据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记录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 ”{1}斯坦因甚至考虑过为此目的而愿支付的价钱，并让师爷蒋孝琬（1858—1922）转告给王圆禄。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记录说：“我已经授权蒋氏，为了得到这批收藏品，假如能够整体出让的话，可以答应出一大笔钱（40个‘马蹄银’ ，大约相当于5000卢比；如果需要的话，我本来还愿意加倍）。 ”[1]824按当时每个马蹄银重50两计算， 40个马蹄银相当于2000两白银，该数加倍后应是4000两白银。但不知何故，蒋孝琬最终未能将此信息传递给王圆禄。按斯坦因1914年4月5日日记记录：“他（王圆禄）矢口否认过去曾听蒋氏说过我的一件提议，即当时我打算出5000太尔（两，应为‘卢比’之误），要完整地买下全部收藏品！”{2}结果，斯坦因于1907年只能分批买下一部分藏经洞文物。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一直惦念着留在藏经洞里的文物。而藏经洞文物的命运，此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08年2月14日至5月30日，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 ， 1878—1945）步斯坦因后尘，来敦煌县考古。其间，他于3月3—26日在藏经洞里挑选出文物精华数千件，用500两白银买走[5]85-93 。 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伯希和在北京逗留期间，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数十个敦煌卷子，并说明藏经洞里仍有大量残卷的情况，导致清朝学部于10月5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请将藏经洞剩余文物收购并解运北京。但在官府清点、转运之前，王圆禄已将大量藏经洞文物秘密隐藏起来。 1910年5月，官府解运委员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装入6辆大车中，运往北京。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直到入藏学部，一路上不断被盗[6]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由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派出的考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莫高窟，与王圆禄交涉够买藏经洞文献事。 1912年1月30日，大谷光瑞考察队另一名队员橘瑞超（1890—1968）也到达莫高窟。吉川、橘两氏逗留敦煌期间，先后从王圆禄手中买得大约500件写经[6]109-115 。
中国辛亥革命后，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斯坦因在申请书中初步制定考察计划如下：“我拟于（1913年）8月初离开克什米尔，然后走一条经过罕萨的最短的路线。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3月间的整个季节，用于我的冬季战役，沿着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淖尔沙漠进行考察。在从1914年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里，我将致力于在吐鲁番、哈密周围以及天山北麓地区进行考察。 1914年至1915年的这个秋季和冬季，还可以用来处理那些需要长期发掘的遗址。到了1915年春季，我将返回喀什噶尔，然后将我的搜集品运送回国。 1915年6月至9月的这几个月时间，特别适合于我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北的山谷里进行计划中的工作。在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将取道塞斯坦，完成返回印度边境的旅程。 ”{1}根据斯坦因的这份考察计划，他并未将甘肃省纳入考察范围之中，自然也没有再访敦煌县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