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何处来——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三 ) 她|第三人称代词|1918年|康白情|中华教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在扉页上以“新青年采访人员启事”的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言”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

　　可以说，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

　　第二个背景是， “她”字的提出还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大量翻译外国著作有关。应该说，这也是在“五四”浓厚的开放意识下长成的硕果。早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马礼逊、罗存德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英文he、she、it与汉语的对接问题。早期的白话文， “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着性别不同而用词有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分别在当时的汉语中却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 “she”和“it”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遭遇这种尴尬的情形。

　　翻译作品的骤增也使得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愈发混乱，因此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亟待规范和丰富。

　　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换过意见，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5卷2号正值讨论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之际，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了，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将刘半农“造‘她’”的大胆构想公之于世。

　　当时围绕“她”字的论争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 ‘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10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 ，恨不得‘食肉寝皮’ ，所以的确是大仗。 ”

　　周作人在将刘半农的构想公诸于世后，一时引起许多争议。而提出异议的人中，周作人就是其一。他在《改革》一文的小序中提起刘半农的构想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 。

　　周作人认为“她”和“他”并用极好，但又怕印刷厂没有“她”字的字模，因此文章中凡是要用到“她”字的地方，便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替，写成“他女” ，以示区别。为此，他还付诸了实践，在《新青年》杂志上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棱罗古勃的《铁圈》、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以及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都采用“他女”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