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读书笔记：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重视《明史》？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而著称，在史学界一直有着不错的评价。如梁启超先生认为：“《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史记》）、班（《汉书》）、范（《后汉书》）、陈（《三国志》）四书外，最为精善。 ”
学界普遍认为，《明史》“精善”的原因，包含并不局限于纂修时间长，纂修者的史学素养高等因素。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康熙的高度关切和重视，《明史》的质量未必能得到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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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的编撰？
1）重视《明史》的主要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有裨实用
康熙一再强调“《明史》关系极大” ，这无疑是其敏锐政治嗅觉的具体体现。《明史》尽管早在顺治二年（1645）设馆，但只是议定修撰体例，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修撰工作。坦诚说，其举措有着一定“政治秀”的内涵。
直到三十四年后的康熙十八年（1679），在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明史》馆才开始“正式”开工。康熙六十一年（1722），《明史》的纂修工程基本宣告完成（雍乾二朝进行了一些修订）。可以说，《明史》的修撰工作，主要完成于康熙在位期间。
据史料记载，在《明史》的修撰过程中，康熙自始至终给予着关心和指导，这在我国各大封建王朝的君王中也是不多见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一系列的史料记载中，一窥其对史学的一些深刻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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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版《明史》
首先，他深刻地认识到，史学与国家统治有着密切关系。他训谕大臣说：“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 ”
其次，他对“以史为鉴”的观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曾坦言“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 ，并认为学习历史“有裨实用，可为治道之助” 。也正因如此，在他亲政的五十余年间， “经筵日讲，从不辍停” ，并要求讲官“对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滥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 ，保证自己能从中汲取到治国的经验与教训。
对此，讲官张英（1638—1708 ，清朝大臣，名相张廷玉之父）无不赞叹道：“前代帝王读书、经筵日讲间时举行，仅成故事。皇上圣学勤敏，极意精研，经筵日讲既已寒暑无间；深宫之中，手不释卷，诵读讨论，每天至夜分，求之史书，诚所罕睹。臣得侍左右，曷胜忻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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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戎装像局部（中坐者）
在康熙的经筵日讲中，对《通鉴》的研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不仅详细通读《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书，并“以朱笔亲加点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又命人于内廷设局，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满文，并亲自校阅、注疏译稿，供八旗子弟学习。
同时，他极力倡导各级官吏学习和研究历史，要求官员“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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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定台图
对于“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康熙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一直以来，清初的知识分子们，多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太监乱政” 。对此，康熙还是表达了一定的认可。
譬如他在公开场合，将崇祯诛灭阉党的举措称为“善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制度上消除太监干政的机会。 “宫中所用太监，止（命）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为贫乏，有不能自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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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里的魏忠贤
不过，康熙认为，若将明亡的原因尽数归罪于太监，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是从明中期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朋党之争” 。 “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