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读书笔记：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重视《明史》？( 三 )

中华书局版《明史》
第三，康熙针对《明史》编修指出， “作史之道，为在秉正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 ，要求史官之间必须“彼此虚心，互相推究” ，利用集体的智慧来遏制史官心中的偏见。
“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夫作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见翰林官所制祭文碑文亦具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之道，流于偏私矣。 ”
可以说，康熙将编修一部明是非、服人心的《明史》，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后代子孙负责的严谨、务实的态度，也是史学求真精神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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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康熙
3）在《明史》的编修环节，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支持
客观地说，对史籍的重视，是衡量一个朝代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也是评价一个政治家基本素质的标准之一。在《明史》编修过程中，康熙不仅对史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在各种环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因明清更替时期，战乱频繁，书籍史料残毁严重。如不进行广收博采，便无法考证史料之真伪。因此，康熙对于与明朝历史相关的资料收集工作，保持着高度重视，甚至不惜以行政手段，对积极捐书者，即使所送之书有犯忌讳的文字，亦给予“宽大处理” 。客观地说，这样情况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譬如当他得知纂修《明史》过程中，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的参考文献，便责令礼部广为搜集。 “尔部即再行内外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具著查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
在今天看来，一系列关于明朝史籍、资料的征集工作，为《明史》编修提供了丰富且详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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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画像
另外，对于“过来人”的口述历史，康熙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据史料记载：
“（康熙五十二年， 1713）上（即康熙）问户部尚书张鹏翮曰：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戳甚惨，四川人民曾有记其事之书籍贯否?张鹏翮奏曰：彼时四川人民屠戳殆尽，无有记其事者。上曰：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有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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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人群体像中的康熙（答案显而易见对不对？）
史料丰富与否，固然会影响到《明史》的“含金量” 。但要保证让《明史》成为一部经得起检验的信史，史料必须要保证审核精当，信实可靠。因此，康熙在鼓励大力搜集《明史》所需史料的同时，不时提醒和告诫史官们，在史料使用上务求准确、可靠，确保《明史》的编修质量。
1）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康熙要求史官们，必须对史料的准确性有所判断。
在《明史》编修过程中，康熙发现，有些史料对史事的记载，常因个人的信念、立场不同而有偏差。因此，他反复要求史官们，在使用史籍的过程中，务必仔细考据，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凡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朕于明代《实录》，详（熟）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以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
即便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明史》编修工作已过大半，他依然在反复强调史料的考据问题。 “明末去今为时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尔等到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