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读书笔记：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重视《明史》？( 二 )

因此，他对朝廷中潜在的党争，保持着极为高度的警惕。如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他告诫大学士们说：“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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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旧址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的“朋党之争”如此激烈？康熙认为，这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师门结仇有着很大的关系。 “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不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而陷之，如或不能，即做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
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学士们“督抚凡事皆据实奏闻，预为防备” ，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明末而类似唐初的那种“人人都能开口说实话”的宽松氛围。
2）确立学术规范，修撰一代信史
在《明史》的编撰过程中，康熙明确要求把《明史》修成一代信史。 “勿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不周赅，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训” 。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特别提出“作史当重良心说” ，力图把史学的信史原则，进一步“升级”为对史官们的要求。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 ， “若《明史》之中，稍有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 ”
因为他发现，《宋史》、《元史》中之所以会出现“数目斐然”的纰漏，很大程度上在于史官的“不端正”态度。
“《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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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速成的明朝版《元史》遭到很多人批评
康熙认为，史官或执己见，或仅据传闻，或用稗史而任意妄作的行为，都是修撰信史的大忌。因此，提前特别提出了“作史不重文章而重良心”的观点，希望通过史官的“自我约束” ，尽可能保证在《明史》的编纂过程中，不出现“不审不公”的现象发生。
他进一步指出，要想保证《明史》成为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信史，首先要摒弃后朝修前代史过程中“刻意讥刺前朝”的恶习。
坦诚说，后朝讥刺前朝，这是历代修史环节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现象。对于这种恶习，康熙极为不满。譬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在审阅所呈《明史》稿本时，发现对前朝皇帝訾议甚多，便训谕大学士说：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务克殚尽。 ….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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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
坦诚说，康熙要求史官在叙述明朝史实时“惟从公论”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他的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明史》编修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其次，康熙帝要求史官直书史实，反对空言文饰。他发现，有些史官撰写《明史》时，只注意词藻华美，却对其真实性有所忽视。因此，他不时提醒大学士们，在修撰过程中，务必对《明实录》有所重视。
“尔等纂修《明史》曾参看《实录》否？史实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知悉?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其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并要求“《明史》成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 ”
当然，他也清楚《明实录》“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 ，故在提倡重点参考《明实录》的同时，也要求史官们“务宜考核精详” ，可谓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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