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汉代画像石榜题发现与研究书法艺术

摘要：本文的榜题是榜题和题记的统称，包括传统所谓写在“榜”上的文字，即“榜题”和长篇独立的“题记”文字。自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以来，人们对汉画像石榜题多有著录与研究，对榜题书法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学者们从榜题的书与刻、文字类型、书法风格及特点等方面，对榜题书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画像石可说是一种石刻绘画，这种造型艺术，按成型技术来说，应属雕刻；依其整体艺术形态而言，实似绘画，故习称为画像石。画像石出现于汉代，后代仍在延用，但分布地域和发现数量，以及内容丰富程度皆无法与汉代相比，故人们提到画像石时主要是指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除了少量的神庙阙画像外，绝大多数是汉代墓地的阙、祠，地下的椁、墓，是为汉代丧葬礼俗服务的功能艺术。
汉代画像石除了雕刻和上彩外，常常刻有文字，这就是本文所谓的榜题。这里的榜题是榜题和题记的统称。包括传统所谓写在“榜”上的文字，即“榜题”和长篇独立的“题记”文字。
汉代画像石榜题有人物、动物、墓室等的名称，或者对画面情节的描述，帮助人们认识图像内容；有对墓室画像内容的描述，帮助人们认识画像在墓室内的布局。还涉及墓主家人的姓名、工匠姓名、祠阙价格等，邢义田依据榜题的这些内容，把它们分为四个类型：标题型、元件标示型、内容简介型和画赞型，所有这些类型的榜题都是我们研究汉代画像历史问题的文字资料。汉代画像石榜题不仅有这样的史料价值，还有书法史价值，它们是民间书手和石刻工匠合作的作品，不象庙堂和墓地碑刻那么庄重认真，却极具天真浪漫之趣，与碑、摩崖、简牍、帛书等共同丰富了汉代书法史。
如果从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算起，汉代画像石榜题著录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千六百多年了。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榜题资料不断有新发现，一方面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书法史。因此，对汉代画像石榜题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做一个总结，将促进今后相关研究，尤其是书法史的深入，促进榜题书法欣赏、临习水平的提高。
一、金石学著录
依附于汉代画像石的榜题，其记录与汉代画像石本身一样，首见于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由此推知，这是对汉代画像石最早的记录，也是对汉代画像石榜题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戴延之没有记录榜题文字的具体内容。
北宋时期，在金石家著录汉代画像石榜题之前，书画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先著录了汉代画像石题记，最早的是著名书画家米芾（1051-1107），他在《画史·唐画》中首次记录了汉代画像石榜题：“济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车马、人物、平生随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时’。……又曰‘作京兆尹时’，……仪卫多有曰‘鲜明队’……。”前两条榜题的格式与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前壁东段承檐枋里面画像榜题“为督邮时”近同。
北宋以来，随着以研究古器物文字为主的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具体著录汉代画像石，其上的榜题也随之得到记录。其中较早的是北宋末年赵明诚（1081-1129）的《金石录》，第一次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及其榜题：“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南宋洪适（1117-1184）的《隶释》、《隶续》，除包括武氏祠外，进一步扩大了对各地汉代画像石及榜题的著录，比起赵氏的著录只有文字而无画像，《隶续》又首开摹录汉画像石图像及榜题的先例，如卷六对武梁祠画像的摹录，同时节录了画像旁的榜题。元、明时期，金石学渐衰，对汉代画像石及其榜题的著录也少有提及者。仅关天相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见过元代吾丘衍题跋的四本汉代画像榜题、食堂题记的册页，其中有武氏祠堂画像榜题五十余签、鱼台永元食堂画像题记、文叔阳画像题记、平邑南武阳皇圣卿阙画像题记、功曹阙画像题记以及其他地方的画像榜题，多达二百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