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前街村发现的永元四年(92)田鲂画像石墓题记,题记上段文字内容记录了田鲂迁葬事,下段是招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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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绥德四十里铺永元四年田鲂画像石墓题记
2013年山东邹城峄山北龙河村一座后人利用汉代祠堂画像石建造的墓中发现汉安元年(142)文通祠堂题记,文字内容先对祠主的生平做了简要描述,然后是对他子孙姓名的详细记录。题记文字长达600余字,是目前发现的文字最多的汉画像石榜题,惜石面不平且风化,难以辨识。
在上述长篇题记发现之外,各地还有一些文字较少的榜题的发现也很重要,如陕西绥德、米脂等画像石墓立柱题记,其中涉及纪年、墓主姓名、墓室名称等。而1993年山东莒县东莞一座后人利用汉代画像石建造的墓葬中发现的光和元年(178)孙熹阙题记被造墓人凿毁。
在考古新发现的同时,一些早年发现的材料公布了出来。如罗福颐对山东东阿永兴二年(154)芗他君祠堂题记文字进行了全面的释读和公布。孙贯文对该题记做了补充考释。高维德对山西离石马茂庄和平元年(150)左元异墓画像石和题记进行了释读和公布。一些画像石图录记载了当地早年发现的画像石题记,如《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记录的微山两城永和六年(141)、永和二年(137)祠堂画像石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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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离石马茂庄19号画像石墓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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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离石马茂庄熹平四年牛公产画像石墓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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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微山两城永和元年祠堂画像题记
(二)多学科的研究
数十年来,人们对汉代画像石榜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榜题文字的考释
榜题文字的考释是榜题研究的基础。由于有些榜题文字不清晰,或为别字,给榜题的正确释读增加了难度,学人们在考释过程中常常是歧见分呈。
北京石景山秦君书佐神道发现之后,邵茗生发表了对题记的解读。郭沫若、陈直续有补充。信立祥正确释读了题记中的“欲广庙祠”,从而使文意更加明白晓畅。
山东苍山城前村墓题记发表之后,方鹏钧和张勋燎提出了与原报告略有不同的解读,并认为元嘉元年是东汉桓帝年号,而非原报告定的刘宋文帝年号,现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可。此后,李发林、王恩田、孙机、杨爱国等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该题记的部分字词进行了解读。
王恩田对山东嘉祥宋山永寿三年题记做了自己的解读。赵超对这一题记进行了补考,刘道广进行了注释。
王恩田对山东泰安大汶口画像石榜题进行了考释,并由此对榜题所涉历史故事进行了考定,他认为榜题上的“晋浅公”是“晋献公”,对应的画面是骊姬计杀太子申生的故事。
武利华认为徐州东沿村祠堂上的题记是“荣成”,即神话传说中的容成氏。陈秀慧则根据笔画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是“荧惑”,并顺着这个图像对汉代画像中的荧惑图进行了考证。
程少轩对山东滕州西户口祠堂画像石上的“良邪丞”、“武阳尉”进行了考释,认为“良邪”即“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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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滕州官桥元初七年画像石墓题记
2、对榜题意义的阐释
巫鸿将山东苍山城前村墓题记文字与墓中画像对照,指出画像是汉代人对超越大限的图像化理解。王子今和高大伦对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画像榜题进行了考论。宋艳萍四川简阳三号石棺“先人”榜题为线索,认为它不仅可能与仙人有关,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死去先人的崇敬。杨爱国对榜题的内容进行分类,对它们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温兆金对山东东平发现的西汉居摄二年(7)所涉汉代丧葬礼制进行了探讨,曹锦炎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3、书法艺术研究
何应辉在讨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时,把汉代画像石榜题纳入其中,将刻石书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在对秦汉刻石书法艺术分类考察中,他见到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几乎都提到了。在讨论秦汉刻石书法艺术的价值、影响和地位时,更是整体论述,将汉代画像石榜题包入其中,不论是探讨线的运动,还是论述线的空间构造都是如此。他认为,以两汉为主体的秦汉刻石书法以劲健沉厚的运动力量、恢宏雄浑的气势和质朴的风致为基本美学风格,集中而鲜明是表现了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气魄,体现了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对征服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强大信心和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创作——审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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