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年。 ——明代 于谦
北京古城墙历经了数百年光阴的洗礼。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此后一直沿用于清代,直至民国时期。长达七个世纪之久的古城墙,终是在民国时期被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城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北平”易名改为“北京”,“北京”之名由此开始。1949年,为了免受战火的摧残,北京宣布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方讨论,最终敲定将中国首都的地址定在北京。因此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标志。然而北京旧都内却存在着许多古老的城墙,对于这城墙该拆与不该拆的问题,党内的建筑专家们形成了两股鲜明的“辩论派”。双方各执一词,言辞凿凿,谁也不肯让谁,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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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郭沫若为首的“该拆城墙”一派最终通过了决议,因此政府决定拆掉这些古城墙。郭沫若偏要拆掉古城墙,然而中间过程发现大问题却也没停止,“不拆派”林徽因此气病,甚至撂下了狠话。北城墙墙高八米左右,全部都是板筑的夯土墙。但是令人费解的却是这些城墙都没有西北角,且西直门与东直门两条路线也不尽相同,形状怪异,远远看起来就好像一张桌子被人硬生生的砍去了一个角。据史料载,北京巍巍古城“城方如印”,然而到了明代年间,城墙的几个角落都能发现如此“缺角”的现象,如此看来,这亦是这些城墙的缺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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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首都的位置定在北京之后,如何对首都进行规划与改造紧接着便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如何建设首都的问题大家又纷纷争议了起来。最先引起纠纷的,就是关于首都该建在哪里的问题。当时关于首都的建设唯有两个选择——旧城内与旧城外。梁思成、陈占祥等人纷纷认为,首都应建在旧城外:“旧城外三里河这个地方我觉得挺好。”然而这个方案却被苏联的建筑专家们一口否决了。苏联专家们认为,首都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中心,应当建在一个城市的中心点,既要交通方便,还要人气鼎盛,因此便决定将首都建在北京旧城内的地方。对于北京旧城内的许多古老城墙,拆与不拆的问题又引起了另一番的激烈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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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思成夫妇为首的建筑专家们坚决认为这些城墙是不能拆的。其一,这些古老城墙在中国建筑的建造史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变迁而言,都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不但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更替,老祖宗建造城墙时的规划与智慧亦值得当代建筑师们共同考究与探讨。其二,城墙如若保留下来,能给后世起到警醒的作用。这些古城墙最初兴建的目的便是防御外敌,与中国共同经过数百年的兴衰盛亡,如同一位年长的老朽一般,亦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能让后世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变迁。其三,这些古城墙历经岁月沉淀,其所拥有的厚重感与历史感是当代无法制造出来的。如若拆掉了,对于中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而言亦是一大损失。“不拆派”们字字铿锵,有理有据,这字字句句都是深切爱国的拳拳之心。其实真正说起来,除了这些古老的历史参考价值,这些城墙也不存在什么实际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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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郭沫若为首的“拆派”专家们却是偏偏花尽心思想要拆掉这些古城墙的。新中国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接受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新事物,一味地遵循守旧,只会令中华民族踌躇不前,难以发展。其一,这些古老城墙都是旧时代的象征,新中国新时代就应当吸收新鲜的血液,这些古老城墙对于新中国来说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是必须要拆除的。据相传明朝修建北城墙之时,西北角一开始是修建成直角的形状。但不知道何故却屡屡坍塌,最后迫于无奈才将其如今斜角的形状。中国祖先多信风水讲究的说法,因此便认为西北方向是个缺口,这也便是为何城墙的西北方向都是“缺角”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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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新时代里,这些古老的城墙已经没有什么可抵御外敌的作用了。一来是如今已是天下太平的统一时代,中国也不再战火连天;再是这些城墙已多是斑驳老旧,实在打起仗来也没什么防御作用了,因此说来这些城墙已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了。其三,北京新城需要进行全方面的规划与新建设,这些古老城墙的存在占了太多的空间位置,新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老城墙拆除掉才能在空间上得到让步。这些城墙除了失去原有的作用之外,如今还妨碍了新城市的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新城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无疑是需要更多先进的交通与事物。旧城如同一个古老的“博物馆”一般,在新时代来临之时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除旧迎新、革故鼎新方是顺应历史变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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