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三 ) 2002年夏

在同一词形下，旧名变新名，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 “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
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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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
因此， “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
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将构成本书主体。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改良设想，供诸君参考。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 ”本书题名《“封建”考论》，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证入门，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 ，也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 。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尝试可以称之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 ，有时还需要攀援山岩、潜入溪涧，或许不大轻松，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以获得“封建”问题的真解，笔者将不胜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