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二 ) 2002年夏

再如新名“形而上学” ，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 ，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另如“自由”、“自由主义” ， “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 ，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
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 ，并非过分之辞。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
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 ，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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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 ，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 ，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 ，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 ，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 ，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