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浮动会带来利润,那也是属于政府的利润。这些新发行的货币面额是标准化的,在城市郊区的一个特殊的政府印刷部门里印刷。或许前代叛乱让政府明白应该将生产区域与人口稠密地区分离开。从1160年开始,国家垄断了纸币发行。一份当时的交子票据可能代表了纸币印刷和设计的巅峰:4块铜版被用来印刷基本的文本和面额,然后再用蓝色和红色双色版印刷装饰设计。1161年发行的纸币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至富国财并”。这是对齐国刀币题词的一个有趣的回应。带有金鸡图案的敇字是以蓝色印刷的;红色版印刷合欢万岁藤图案,标志着长寿;龙龟负书的图案是用黑色墨水印刷的。在最大面额纸钞的反面,也就是500文的反面,印刻着诗意的短语:“王祥孝感跃鲤飞雀”。
印刷纸钱的技术慢慢从四川传播到了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段时期内,纸币的使用限定在南方各省,在北方是被禁止的,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南部的省份。宋代的纸币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元朝的货币留存了下来。
同纸币本身一样重要的是,应该将纸币放在更宽广的宋代纸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交子和后来的宝钞无疑是纸质凭证、收据和货币的唯一形式。特别是,盐业专卖权成为中国政府新金融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国家以票据形式授予商人购买和转售盐的权利。就好像今天的棒球票,这些票据是“投机品”,围绕着盐钞(盐引)形成了一个次级市场,人们开始将它们作为钱使用。也许盐钞最好的现代比喻不是棒球门票,而是政府发出的排污权证。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启动了一个计划,在1993年拍卖二氧化硫排放权,并允许交易。现代排污权的概念是,政府对一个发电厂允许排放的污染量有法律上的垄断性。工厂获得这些权利凭证后可以自用或出售。排污权证代表着具有最高经济价值的工厂最终会购买最多的凭证,因为市场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权利。不管是谁使用了它,空气污染的总量是固定的,但在排污证的发行国每单位污染的能源生产量都是最大化的。在此期间,排污权证可以多次转手。没有开办发电厂意图的投机者也可以买入排污权证并且期待在未来价格上升时卖出获利。最终,它们会被需要的公司购买和使用。当市场赋予这些公司相当于一个超标排污单位的边际经济价值时,排污权交易就会产生。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盐钞,只是这里的排污权换成了盐的销售权。只要有一单位的盐可以用来买卖,盐钞就有价值。一个精明的投机者可以积累一大堆的盐钞,并持有它们以预期食盐价格上涨。然而,当洪水摧毁了盐田,以盐为基础的盐钞将变得毫不值钱。尽管有这样的风险,盐钞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并且利润会调整到使盐钞有一个可靠的经济价值的程度。结果是,在宋代有很长一段时间,盐钞被作为纸币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种复杂的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期货。
移动的货币
斯蒂芬·A. 罗斯(Stephen A. Ross)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斯蒂芬提出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中国金融史颇感兴趣。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我悠闲地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东西。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可以读懂上面的一些汉字。我能辨认出“钱”和几个似乎读作“大宋”(宋代的名称)的文字。标题中的另一个词是“钞”。“钞”……“宋”——“钞宋”……我在斯蒂芬的墙上看到过这份票证很多年,但从来没有重视过它。直到我着手研究中国金融史之后,我才开始密切关注这份票证。随着我对早期融资合约的深入研究,我开始想在我面前的这个票证有没有可能是一份从未被发现的宋代纸币?这促使我想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这份古老的票证。
我与中国史教授柯丽莎密切合作分析这份票证。我们知道它是另一种类型的收据——宋代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种票证。像早期的纸币一样,它不仅有面值,也有填写日期和花费它的官员名字的留白。账单印在薄纸上,而不是同时代被用作纸币媒介的持久耐用的桑树皮。上面印着一匹飞行的天马,而不是一串钱或金鸡、龙或者乌龟的形象。抬头为“利民钞”。时间可追溯至1208年,它表示的现金价值为500文(这是现代之前中国的标准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铜币)。发行它的政府机构是一支驻扎在四川的军队。
这种奇怪的货币说明了宋朝在13世纪早期面临的军事危机。为了方便边境军队的物品供应,一种单独的代金券制度应运而生。在军事边境地带,采购人员使用这样的代金券来支付需要的物资。记录表明这个票据代表500文。它没有注明属于某个特定的人,所以我们推测它是一个不记名证券——任何持有它的人都可以用其进行支付。印在薄纸上这一事实表明它是即时赎回,而不是像纸币那样多次易手。作为金融工具,这种票据的特点是为官员名字和日期留有的空白。大概正是这个特性允许政府审计人员检查和加总采购官员的所有开支,由此知道这些官员是如何花掉公款的。因此,这种代金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财务文档,它也代表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促进货币自由流通的金融工具,或是一种类似盐钞的商品工具。柯丽莎和我认为,这种代金券代表了另一种流通纸币使用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而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代表货币价值可以追溯到花费这笔钱的官员身上。尽管政府可能会让官员经过艰苦的科举考试,同时要求他们达到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需要官员在支票上签名并标注日期这一要求意味着中国的官僚机构不仅需要认证,也需要同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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