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的“纸币”( 二 ) 李国华|卦象|《周易》|占卜|孔

沉重的现金
宋代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黄金时期，它也是一个国家战争持续不断而最终不敌对手的时期，尤其是面对着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如蒙古部族。这一政治背景与印刷技术一样对纸币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宋代文化繁荣，但它的整个领土都是军事缓冲区。在那里，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部队不断进驻，而部队需要军饷，这就需要当地的经济支持。虽然宋代是通过联合唐末的藩镇割据势力最终实现了军事上的统一，但其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将新的联合体紧密团结起来，而是要不断地抵抗入侵势力。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因为在1126年，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一半国土落到了侵略者的手中，首都被迫南迁。
在宋代，四川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因为它位于遥远的西部，三面都环绕着侵略者，代表了中国的主要军事前线。四川的经济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通用铁钱，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四川并入宋王朝版图之初。四川的铁钱引发了不少问题，因为它太重而难以使用。商人们更喜欢铜钱，但铜钱在四川是被禁止使用的。铁钱的强制使用并不是对四川的一种惩罚，而是当朝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宝贵的铜铸币流向西部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当时与中原偶尔发生战争的西部的金国以及吐蕃。也许是为了尝试实践《管子》的轻重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吸引国外货币，户部官员继续铸造重量更重的铁币。唯一的问题是，虽然铁有内在价值，但它的价值很低，简单的购物就需要几磅重的零钱。在四川贸易的商人不得不在边境处将他们的铜币换为铁钱。
铁钱价值低的原因部分在于铁的内在价值低，但也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铁钱的发行量过多。那一时代的中国皇家铸币才是有效的法定货币，这些硬币成为法定货币是因为政府法令，而不是因为它们含有一定量的金属。实际上，政府为铸币花费的买铁和发行的成本要低于货币的面值。“看不见的手”调整着货币的价格和数量：在当时的四川，买一磅盐要花费1.5磅的四川铁币。铁币的问题引发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纸币的出现。
993年，叛军占领了四川省会成都（王小波起义），并停止了货币铸造。这造成了货币短缺，但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流通中货币不断贬值的趋势。针对当地的货币危机，成都商人开始发行纸币。由中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领导的史学工作者们认为，关于这次货币危机留下的信息很少。然而，这也使得推测以纸币替代铁钱的经济动力变得更具吸引力。随着铸币的停止，未来金属货币供应量的不确定性肯定引发了对变革和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商业需求，如纸币的发行。这种供应短缺也促使人们减少手中的纸钞储备。万志英观察到这样的诱惑导致“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私人钞票增发，其中许多都是由不择手段的商人发行的，这导致了普遍的滥用和诉讼的激增”。
叛乱被平息后，政府开始介入。1005年，成都知府张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票据的发行，限制了商人的发行权，并重新铸造铁钱。只有16家商号被授予所谓“交子”的本票垄断印刷权。客户可以在商铺中存下现金，然后获得一份纸质收据，即交子，参与交易的商人将以其作为支付工具代替现金。这些吸收存款的场所被称为“柜坊”。这些一手收据的一部分是印刷好的，同时附有一些类似于现代支票的空白槽，用来填写存款数额。也许出于缴税的原因，一位顾客若想拿回繁重的铁钱，他或者她可以从最初的商人那里或者在其参与的任何交易中兑换交子，因为人们都认可这些收据凭证的使用规则。赎回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发行商会使用一些印记或设计表明是哪个柜坊发行了这张票据。想必这将使负责赎回的柜坊可以从交子的发行柜坊转入被赎走的现金。万志英认为，这种标记是一种统一的由蘸有黑色和红色墨水的木块印刷的带有人或建筑物图案的设计。这些私人标记无一从宋代幸存下来。然而，这个精心设计的意图是明显的——政府要比造假者领先一步。在一个印刷技术广泛传播的社会中，一名技艺精巧的印刷师可以把桑树皮变成财富。
交子务：利润属于国家
一时间，私人柜坊运行良好。随着纸币的使用，很少有人费心去兑换现金，现金安全地闲置在成都商人的仓库里。也许现金太过闲置，因为不幸的是，似乎有人被骗了。一些商家在履行赎回承诺时行动很慢。我们不知道私人柜坊中是否有人抵不住诱惑直接拿走了现金，或是交子的使用者伪造了假的可赎回票据。无论是什么触发了危机，私人交子系统崩溃了，需要政府介入。1016年，中国政府撤销了四川纸币的私人垄断权，将纸币印刷权国有化，并于1023年建立了一个掌管纸币流通印制的机关——交子务，开始发行现金储备率约30%的票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