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的“纸币” 李国华|卦象|《周易》|占卜|孔

飞钱
唐代以其运河和驿道闻名，它们促进了商业交通并将首都与偏远省份连接起来。为了与中央政府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中国各省在都城中都设有进奏院。像现代的游说机构一样，它们为省级政府的利益和地方臣民服务。在唐代，这些进奏院开始执行类似中转银行的功能。商人——比如四川的茶商，在都城贩卖商品然后在本省的进奏院存下他们的利润，进奏院写给商人们的收据称为“飞钱”。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赚得的钱可以不经由陆地而“飞”回商人们所在的省份。飞钱分为两个部分：一半由商人持有，与之匹配的另一半由进奏院持有。当商人们返回自己的省份时，他们将其持有的一半收据向政府部门出示以获得全额付款。官员们喜欢这个系统，因为飞钱为他们提供了满足都城开支的现金。商人们也喜欢这个系统，因为它消除了他们的风险和运输硬通货的费用。飞钱避免了铜钱流回各省，增加了国家商业中心的货币供给。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成为省级机构的一个无息贷款服务。在商人回到对应的省份并出示证明前，进奏院拥有这笔现金的使用权，偶尔商人们也会发现当地政府不愿意及时为他们兑换飞钱。毫不奇怪的是，其他政府机构，如户部和军队，也会竞相提供类似的服务。
唐代的飞钱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它们是不是可流通的票据、是否注明时间、是否有标准的面额，或者是否有其他的功能，以便让我们了解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它们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经济和金融作用。虽然我们不知道飞钱是否可以流通，但很难想象它们不会被商人分配或转让。在这个意义上，飞钱可以充当货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不太可能被印成货币。关于飞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收藏家、金融史学家安德鲁·麦克法兰·戴维斯（Andrew McFarland Davis）在20世纪初购买了大量的唐代钞票，钞票的图片被他发表在一本名为“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的若干中国纸币”（On Certain Chinese Notes, Deposited in 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的书中。这样的纸币今天已经无处可寻，而戴维斯购得的钞票十有八九是近代伪造的，它们不符合对飞钱的描述，看上去更像后代印刷的纸质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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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纸质社会
907年，唐朝灭亡。历史再次重演，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再次四分五裂。部分皇室及其随从逃到西南部的四川省——一个位于长江源头处的多山地区。唐以后，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名为“蜀”的王国存在。直到10世纪，它最终解体，并随着宋王朝统一全国而再次被纳入中央版图。
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时期之一。这段时间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高雅艺术在这一时期都十分繁荣，包括诗歌、戏剧、绘画、书法、园艺、音乐和建筑。通俗艺术的表现也不错，宋朝城市里遍布杂技演员、卖艺人、说书人、木偶师、舞蹈团和酒肆老板。宋代的科学在冶金、植物学、天文学、考古学、农学以及化学领域都是那一时期世界上最先进的。宋代的学者包括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书院教书，另一些在朝为官——官员被认为应该富有文化且智慧过人。官员根据其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和表现被选拔，而不是通过外界资助和关系。在宋代，商业和艺术一样繁荣。商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的活动打破了“坊”“市”的界线，不再像唐代一样局限于特定的商业区，他们的贸易遍布城市。北宋首都开封在巅峰期大概有50万人。
宋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部分原因在于科举考试是政府官员选拔和晋升的基础，文化因此得以广泛传播——书籍被出版并在书店销售，甚至相对较穷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古代经典和数学知识。在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学生被无情地考察着他们对于文学典籍的记忆能力。据历史学家本杰明·艾尔曼估算，如果每天记忆200个字，准备这样的考试需要花费6年时间。
今天，我们都在关注走向无纸化社会的变革，在无纸化社会中，信息通过电子媒介存储和通信。中国宋代出现的纸张普及革命，其激进程度一定不亚于今天的无纸化革命。纸文化显然根植于唐代，韩森和玛塔-芬克研究的在当铺使用的纸张和飞钱的使用就是证明。然而，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纸张开始作为一种存储和廉价传播信息的媒介。
纸张被采纳为国家财政的基本工具。宋代发行的纸币首次采用了4色铜版印刷技术，这与今天用来打印彩色书的技术相同。宋代的桑皮纸技术在桑树被用于丝绸业的四川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桑皮纸成为第一种可以经年传递与流通的票据媒介。金融创新依赖于建档、记录和签订契约合同的技术。与美索不达米亚黏土片的发明以及同一时间欧亚金属铸币的出现一样，中国使用耐用纸张在金属制版上的印刷成为传承最持久的金融创新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