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妾和婢墓葬|西汉|庞乐|考古|发现

摘自《文史知识》
和前代一样，元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元代家庭中的女性，有妻、妾和婢女之分。妻和妾、婢的身份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元代上层官僚和官宦家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妾和婢女。就是普通地主家庭，男性纳妾和使用婢女，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元代文献中，妻子称为“正室”，妾称为“侧室”，“如夫人”，或称“小妻”、“少房”。妾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种是用钱买民间女子，对象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适，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这位女子的父亲是“名士”范复初，因“父丧家贫”，其母被迫“鬻”女为妾(《辍耕录》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邓某用钱二千五百缗(贯)，在扬州买“殊色小鬟”送到京师为妾(《辍耕录》卷4“不乱附妾”)。中书省刑部的一件文书中说，至元六年(1269)唐太“买到妇人一名唤龙嫂，收为妾，生到小厮一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弟殴死兄所宠婢》)。元末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多处提到“买妾”问题，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见该书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买妾可谨”等条)。另一种是用钱典雇女子为妾。至元二十九年(1292)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妇人》)。例如，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吴震“雇到蒋梅英为妾”(《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订立文书，这在南方是习见不鲜的。第三种是地主强迫佃户的女儿为妾。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富户对地客(佃户)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地主娶佃户女儿为妻是不可能的，只能为妾或婢。第四种是妓女从良，男子出钱为妓女赎身。从良为妾是妓女一条重要出路，特别是一些色艺出众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员、富豪的青睐，出钱为之赎身。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妓女张海棠，“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学得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不通晓”。被财主马员外看中，娶回家去为妾(李行道作《元曲选》，1107—1129页)。以妓为妾，最为人诟病。元末孔齐说：“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记》卷2“婢妾命名”)陶宗仪说：“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日：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不贰者哉!”但是陶宗仪也承认有例外，并举出三个名妓出嫁后“守节”的例子(《辍耕录》卷15“妓妾守节”)。
元朝曾专门颁布有关妾的法令。至元十年(1273)正月，“陕西按察司申：先奉条格，定到民间婚姻聘财内一款，‘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钦此。照得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合听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合无断罪，听改为妾”。户部认为：“有妻更娶，委自愿者，听改为妾。今后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户部的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此事来自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谭澄的建议。“时诏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德下衰，妇人以悍妒成俗，己既无子，又以是讦制其夫，将遏制苗嗣，曾不省恤。请自今男子四十无子，听其娶妾。’中书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诏禁有妻娶妾”，显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误。根据上述法令，有妻不许再娶妻，四十无子允许娶妾，娶妾必须明立婚约。但有妻不许再娶妻是对汉人说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从元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汉人、南人一般只有一妻，但娶妾则不受限制。特别上层权贵和地位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义将军(从五品)、副万户赵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苏天爵《副万户赵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从实际情况来看，男子娶妾特别是权贵和官宦娶妾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四十无子娶妾是空话，没有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