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江秋莲代理律师：这起案件的极端性难以想象( 三 ) _游戏世界

因为我掌握所有案件证据信息，在梳理刘鑫的各种言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她的说法出现了很多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在警方的讯问笔录中和在日本江大姐去处理江歌后事期间刘鑫和她发的信息，以及日本刑事审判庭审过程中，和她回国以后以“证人”的身份所阐述的一些叙述完全不同。尤其在她微博上和“冷眼萌叔”的对话以及一些其他的媒体采访，她都对案发过程进行了完整的阐述，但这些叙述我发现正好与我们收集到客观证据相左，出入很大。甚至她在不同阶段就有着完全不同的虚假性陈述，比如锁门这件事，前后出现了四五次不同的说法，我就把这些前后矛盾和相左的地方都记录并汇总起来。又比如在冷眼萌叔的对话中，她在前后两次报警电话的间隙，她自称给前辈打了电话询问自己的法律责任。结合两次报警电话的录音看，这是不可思议的。既然是她自己的描述，在法律上这属于自证，当然也可以纳入证据范围。
澎湃新闻：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做一个“江歌遇害前10小时”的短视频？
黄乐平：江歌遇害案发生在日本，没有到过日本、没有去过现场的，仅凭自己的想象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大内公寓，我以为是很大的公寓，看了材料发现这个公寓很小，案件置于这么狭小的空间是怎么发生的？为此，我们通过媒体找到了在日本的志愿者，让志愿者从东中野地铁站A3出口到大内公寓，从一楼到二楼、二楼到三楼，包括江歌住所201的走廊，以及陈世峰藏身的三楼，全部用镜头连线展示给我们，还要求志愿者把时间精确到秒，地铁站到大内公寓的距离精确到米，大内公寓二楼精确到厘米。我们要把现有的证据材料放到那个空间里去，才能更好地理解江歌遇害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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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的大内公寓。受访者供图
另一个原因是，江秋莲女士起诉刘鑫很重要一个考量就是希望还原事实，让公众知道真相。
大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了解事实的全貌，这个13分钟的短片一出来，原来持暧昧立场的人，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原来希望找专业机构做成效果更好的动画，但不止一家给我们报价百万，如果不收费，就要变成商业产品，观众看片需要付费，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来做。做个片子很容易，但这个事实怎么还原，整个证据、逻辑、语序怎么运用，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在做视频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整理证据、搜集证据、补充证据，改了近40稿，在2020年11月20日之前最终成稿，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虽然有点粗糙，我们自认为还是尽可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视角，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江歌遇害前10小时发生的事实。
澎湃新闻：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到2022年1月10日一审宣判，这个案子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审理难点在哪儿？
黄乐平：案件确实非常复杂，又有涉外因素，法院非常慎重，这是原因之一。还有疫情极大地影响了诉讼进程，比如在日本取证，按原计划2020年4月就应该调取回来了，受疫情影响，一直拖到7月才调取回来。第三是被告拒收传票，法院不得不进行公告送达，又耽误了两个月。
从专业上来说，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外，这种侵权的案例也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案子里的当事人太极端了，这么极端的案子、这么极端的人你很难碰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讲究人伦情理的国家，发生这种事是超乎想象的。这个案子的判决确实很考验法官的专业和智慧。
“不要变成舆论剧、肥皂剧”
澎湃新闻：办案期间还有遇到其他困难吗？
黄乐平：江秋莲女士的情绪问题，比我原来想象得要突出。她人生中很多情感方面的伤痕，是很难逾越的。
两次庭前会议，江女士都表达了迫切地要去参加的愿望，都被我劝阻了。后面正式开庭也提前跟她做了沟通，一定要克制情绪，除了介绍个人情况以外不要说话。当然她的个人情况也是李律师代为陈述的。最后审判长问能不能调解，话还没落音，我就快速把话给接了，不接受调解。就是担心一旦让她说话，会触发她的情绪。整个庭审期间她一句话没说，表现得很平静克制。庭审人员散去后，她抱着李律师暗暗流泪。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么担心她失控？
黄乐平：因为这是一个公共案件，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代理这个案件以来，有很多人包括同行提醒我，要小心她这个人，因为她给公众的印象是，只要她请了一个律师，最后她都会跟那个律师闹翻。实际上我们跟她接触久了发现，江秋莲女士还是比较理性温和、朴实善良的人，并不是媒体中呈现出的那么一个形象，这就说明她自己言多必失。信息不是不能释放，是要在真正把事情处理好的前提下，适当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不要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舆论剧、肥皂剧。